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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演进与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

时间:2023-04-12 03:04:33

向秋兰,蔡绍洪,张再杰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迈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去四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2021年中国GDP总量达114.3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快速工业化推动了城镇化发展,促进了经济现代化的提升。但也要看到,随着世界经济竞争形势加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金融风险上升、外部供给和内部需求错配、资源环境约束加重等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突出。基于此,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即要转变以要素投入、成本推动的粗放增长方式,走一条符合国情的,依据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

高质量发展提出以后,学术界进行了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探讨,形成了大量成果,主要集中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内涵、测度、评价、路径、对策等方面。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就必须改变过去以快速发展和快速消耗为特征的粗放发展模式,必须权衡协调与统筹规划,走质量和效益驱动、产业和制度创新、生态和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等的复杂多目标之路,推动经济进入质量提升时代。[1]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不仅包括数量的增加,也包括质量的改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也就是要通过创新驱动、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重塑供给侧新动力,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实现高效增长的跃升。[3]中国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主要原因不是周期性的、外部性的,而是结构性的。[4]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变迁总体上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但2015年之后的结构变迁却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只有从产业结构的驱动要素入手,才能找到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5]因此,在基本理念和制度要求下,从产业结构内涵视角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再分析,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理论溯源

经济增长来源是经济学研究经典问题之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前者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和价格机制自发调节资源配置,认为供给创造需求,主张经济规模和数量的扩张;后者强调有效需求和政府干预调节资源配置,主张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经济。这些思想虽为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提供了理论基础,却无法解释中国现阶段经济质量不高问题,即规模扩张带来的经济效率不高以及经济增长伴生的资源环境矛盾、竞争力低下等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实现增长驱动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和创新驱动,需要进一步思考:是什么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又是什么导致了效益的差异?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经验表明,如果在现有结构下提高需求没有效果,那么问题一定出在结构本身。

根据系统理论,事物的结构决定了效率表现,有什么样的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效率。经济学家们发现,新结构和新事物的产生可能是促进经济社会转型的主要原因。班纳吉和杜弗洛首次指出部门间的再配置是经济的主要增长引擎[6],阿吉翁和豪威特也指出应当从发展的视角考虑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7]林毅夫指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内容。[8]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就必须重视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并提供相关制度安排。产业结构升级对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有着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9]梳理70年来经济历程发现,中国目前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问题[10],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工业增长是前提条件,服务业增长是必要条件。[11]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结构性红利”[12]。从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看,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制造业比重从1970年的忽略不计上升到2016年占据全球1/4。短短几十年,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一跃成为工业大国,成为全世界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为经济质量提升积累了巨大的潜力。

然而,当前中国产业结构还未能将质量和效益实现统一。从产业组织来看,制造业大而不强、竞争优势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僵尸企业问题凸显,优质企业数量不够;从区域差距来看,东部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而西部产业发展缓慢,面临较大的发展压力;从资源环境看,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矛盾凸显,绿色制造产能不够;从信息技术看,知识密集型、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业发展还不充分,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不高。究其原因,是产业结构内部不平衡,产业间和产业内作用关系不协调,制约了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在产业系统中,企业之间、产业之间彼此形成前向和后向关联,相互之间作用的大小、强弱各异,功能也不尽相同。虽然产业的微观层面是一个个的企业,但是正如钻石不只是一堆碳原子,一个砖砌的房子也不仅仅是一堆砖,它们都有其特有的结构。不同的是钻石结构形成于各元素内部的自发作用,而房子来源于外在的人为作用。同样,忽视企业间合作与竞争关系,仅是企业的简单聚集与扎堆难以发挥协同作用。比如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项目由于供需矛盾导致经济效率低下,一些循环经济园区由于产业链和生态链断裂而产生资源环境问题。

因此,产业结构内部不应局限于产业的数量比例(合理化)和强调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高级化),要从系统的角度对产业结构的内外影响因素进行再研究。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下,在新技术革命、工业革命以及新一轮深化改革开放的要求下,经济增长首先考虑的就应当是效率问题(高效化),产业结构效率问题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问题。另外,当前“双碳”目标下要破解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提前透支难题、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转变过去以自然资源驱动的产业结构,构建生态型产业结构(生态化)。因此,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产业结构组织内部,将产业结构高效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生态化四重内涵实现有机统一。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内涵与特征

学术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概念、理论内涵、机制机理、实践路径及测算体系,有过一系列讨论,但目前仍未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有从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出发的,有从新发展理念进行定义的,有从经济动力转换角度进行阐释的,有从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进行分析的,也有从政治经济学出发讨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这些讨论角度虽不同,但都可以看作是对经济增长、生态环境、生活质量、社会进步等的全面系统总结,因此大多可以包含在“阶段——模式——动力”这一理论框架中。首先,“阶段”是指当前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是处于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阶段,是处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不断被满足的生活质量上升阶段。这一阶段必须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它不是短期内就是能跨越的,可能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历史地看,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从初期发展到进入工业化后期历时四十多年,目前离全面实现工业化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其次,“模式”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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