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厄普代克短篇作品集 纽约女郎

　　[美]约翰.厄普代克著
　　苏新连译
　　在过去那些日子里，纽约离布法罗显得非常遥远，就象现在新加坡一样路途遥远。那时我去纽约常乘火车，路上得花八个小时，什么事干不了，或者自己开车沿17号公路行驶，在科宁和宾格顿停留一下，拜访几个客户，再穿过卡茨克尔斯山就进入了威斯切斯特县的地界。我一般住罗斯福旅馆或者比尔特摩旅馆，那儿离中心车站很近，拎着个手提箱轻轻松松走几步就到了。一旦到了纽约，就象到了另一个星球，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冥冥中仿佛这个城市在向你呼唤，呼唤你在此扎根过上另外一种生活。在家里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家庭琐事，孩子们的琐事，妻子的琐事——凯罗尔不停地数她自己脑袋上的白头发，连续的生育已经使她身上的青筋毕露——而在纽约，只要当天的日程结束，剩余的时间就完全由自己支配，没有人来告诉你又该干什么了。我们公司经营有色金属冲压型材，主要是铝合金。本来我们的大客户是组合外重窗制造商，但到了60年代，公司又开发了一些副产品，开始经营金属画框。这样，我又开始与艺术界的一些末流画家打起了交道。我走访了好多画廊了解它们的需求。就在西五十七街二层楼的一家画廊，我遇到了简。
　　她的长相并不平庸，但也不是那种传统的美人相。她生得好象有点不大对称，不单是她的笑容，包括她整个骨质清癯的脸部，那高高的颧骨和施过脂粉的雀斑，都有点向一边集中。她做起手势来，胳膊和手显得太长，好象什么地方多了一个关节。她的手经常突然地一伸一缩，又在身上什么地方抚摸一把，象是要检查身上某个松散的部件。她不停地向后甩她那长长的烫发，那头发是暗淡的红色，使人想起刨铅笔余下的木屑和倒削笔器时闻到的松木的清香。她穿着一条米色的针织超短裙和黑色的连裤袜。与她骨质嶙峋的上身相比，她的臀部显得较为宽大，大腿也更加饱满。在亮闪闪的展厅里，这无疑增加了她的不协调感。展厅的白色墙壁上挂着一幅幅仿佛是仓促绘就的抽象派画作，那蓝色的颜料涂抹在白色的画布上，统统都是一个尺寸，镶嵌在冷轧成型的钢质画框里，就象浴室里的一排梳妆镜。
　　“我不是来看画的，”我抱歉地解释道。“只是来看看画框，了解一下你们的需求。”
　　“我想不惹人注意才是我们的需求，”她说，同时把一只长长的手臂挥向惨白的墙壁，又很快把手放到肩胛骨上捏了一下。“好多画家不喜欢画框。他们说用画框容易造成一种思维定式。他们宁愿让画看上去粗糙一些，坚决反对用画框。可是我们发现，”她的口气缓和下来，露出摄人心魄的勾人的微笑，“如果用画框把画镶嵌起来，客户买了就比较放心。他们觉得这是一幅完成了的作品，画家也真心实意地在作画。”
　　“我对画框更感兴趣。”我说。可是她已经知道我对她本人发生了兴趣。我人已经傻了；我和她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可言说的象迷雾一般的情愫。在过去那些蒙昧的岁月里，这种兴趣并非有意冒犯，而是作为一种已知数，要在某人当时生活的等式里分解因子。简和我都是三十出头，正是适合重新计算的年龄。
　　在布法罗的家里，我曾经经历了一场闹哄哄的家庭争执，那场争执最后以暴烈的方式收场。这事以后我降低了我对能从这个世界获得幸福的期待，也降低了我能对除我妻子以外其他女人付出的期待。我经历了太多以至于变得羞怯了。然而，纽约毕竟是另一个世界——无数的餐馆、公寓、电梯，以及人们对诸多事物的胃口。
　　“你说画框，”简说道。她腼腆地迟疑了一番，一道警觉的目光在片刻之间穿透了那层迷雾。“也许你得到库房看一下。”库房里，在一堆拥挤但并非杂乱无章的未镶画框的油画、未拼装的画框、丁字尺、刀具和一张伤痕累累的工作台之间，我们坐到了摇摇晃晃的高凳上，各自点起了一根香烟。
　　“你做什么，斯坦？”
　　我向她描述了我的工作，如何最初想成为一名工程师，结果却干起了合金冲压型材推销员的工作。我还向她描述了我在埃格兹维尔有八个房间的屋子，三个孩子的家庭，停放两辆汽车的车库，和那台新的红色托罗牌扫雪机，甚至向她讲述了我如何试图用扫雪机在伊略湖畔厚厚的积雪中打开一条通道的事。“现在跟我说说你自己吧。”
　　看她那抽烟的架势就好象从未抽过烟。她用平展的手把烟递到唇间，五根手指紧张地向后弯曲。她把烟头在一个灰绿色的烟灰缸里掐灭，仿佛在捻死一只生命力极强的昆虫。“没时间说那些了，亲爱的。”她说，一边笨拙地从高凳上跳下来。在她连接着饱满的长腿的脚上穿着一双亮闪闪的猩红色皮鞋，就象黑手指上涂着的红指甲。“前面有人来了。也许他们在偷画，我得去助他们一臂之力。”她又补充道，“我也有一个孩子。九岁的男孩。没有丈夫，没有汽车，没有扫雪机。只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此时此刻，她的迟疑和那眼神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该我采取行动了，要快。一时间我倒变得笨嘴拙舌了。“那么你，你愿意晚上和我一块吃饭吗？也许你有更有意思的事情要做？我想你一定有的。”
　　出乎我的意料——本来我把这个事情想得挺复杂——她晚上不忙。“好主意，”她说，一边若有所思地把披到耳朵上的头发往后拢了一下。“你怎么了？听你的口气好象信心不足。”
　　“那你的孩子怎么办？”
　　“我找个钟点工。”
　　“是吗？仓促之间就能找到吗？”在布法罗，钟点工要么是些正值青春期的象迷一样的女孩子，依然沉耽于十三岁少女的梦幻世界，要么就是些够得上祖母级的寡妇和老处，单件掺着洗女，紧俏得很，得提前好几个星期预约才行。我对这事确实没有把握，但简和我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却愈加浓厚了。
　　“是的，”她肯定地说。“八点钟晚不晚？我得给他做饭，然后让他上提上裤子，光床。这是地址，离这儿不远。别难为情，斯坦。我们会很开心的。”
　　简住在西区，离她上班的地方向北二十个街区。那个夜晚，或者是不久以后的某个夜晚，我惊异地发现到凌晨三点钟还有好多出租车在那一带的街道上巡游。我睡意朦胧地从她那温暖的床上爬下来。当我出门跨上哥伦布大道时心里还有点害怕。我们临别时的呢喃还在我的耳边缭绕，我的鼻端还能嗅到她最后一吻的气息。我感到浑身倦怠，象个懒汉一样，毫无防御能力。我在这个钟点离开是因为不想让那个男孩在醒来时看到我，也是因为担心我妻子为家里的某种紧急状况着急上火，往我的旅馆打电话。在凯罗尔安于实际的镇定外表下，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神经质。我使她连续怀孕、生育，而我自己则马不停蹄地外出公干。
　　现在我自己也遇到了紧急情况：我四周一看，空荡荡的街道笔直地向前延伸，消失在黑暗里；某个抢劫犯——那时候我们管他们叫抢劫犯吗？——此刻可能正守在某个漆黑的门洞里，或者躲在某部楼梯后面，手持弹簧折刀在等着我。幸好在两街区远的地方有一家昼夜营业的杂货店还闪着微弱的灯光，间或也有汽车驶过，才使得这条大道没有完全失去生气。也就是过了两分钟的时间，一辆出租车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那车顶灯仿佛是向我发出的施救信号。在我回旅馆的路上，司机和我通常都谈兴很浓。
　　司机很高兴能挣笔车费，而我也因为性欲上的满足和此刻的逃避感而变得十分健谈。此时乘车在城区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穿行我有一种美好、顺畅的感觉：我的生活又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