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节

我还针对自己在1985年撰写的苏联见闻进行了自我检讨。在描写新西伯利亚革命英雄纪念碑前的年轻守卫时，我的文章标题是“西伯利亚的学生兵”。现在我写道：“我当时的翻译是个很有勇气的人，她小心翼翼地向我指出在苏联群众中日益增长的恐惧，正是这种恐惧使民主进程陷入瘫痪。但我对她的暗示却未予理会，因为这不符合我的世界观。”

让老顽固们恼火的还不光是我那篇文章的内容，在他们看来最无法容忍的是，大资本家的喉舌《法兰克福汇报》刊发了它的节选片段。中央仲裁委员会电话通知我，立即前往杜塞尔多夫的总部报到。作为一个自律甚严的党员，我接受了这次传唤。

一栋高大的楼房矗立在普林茨-格奥尔格大街，从表面上看，这里与那些存放资产和档案的联邦机构并无两样。经过两道森严的铁门，还有目光多疑的守门人的仔细盘查，我得以进到楼里。一个五大三粗的年轻工作人员把我带入了一个密不透风的房间，这里同样是铁门把守。

我刚一进去，铁门就从外面被锁上了。房间里守候着仲裁委员会的五个成员，都是样貌平常的中年人，此外还有狗子和贝蒂。我向狗子伸过手去，他却避开了－－“我不和叛徒握手。”其他几个人的反应也一样。我昔日的女球友走过来，朝我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没有人上前阻止她。他们坐下来，脸上的表情阴沉无比。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当年对“泰迪俱乐部”的审判。但那个只是装装样子，这次就不同了。仲裁委员会的成员开始了对我的审判。

“你的大作发表在资产阶级报纸上了，”指控人说，“为了捍卫工人运动的一项最重要的原则，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这两位革命家献出了宝贵生命，抵抗战士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流血牺牲。这项原则就是：永不投敌！而你却违反了它。”他突然用长辈似的口吻对我说：“我们的同志偶尔会犯点肚子痛的毛病，这是难免的。如果你是觉得肚子痛了，那么党可以帮助你，肚子痛又死不了人，对吧？”（在德国共产党中，党员抱有偏离路线的思想被称作“肚子痛”，好像这是有病似的）接着他又厉声喝道：“可你这是叛变，是投靠资产阶级媒体！叛变就要受惩处！”狗子的“点头症”又开始发作了。

“我、我没有投靠资产阶级媒体。那是我给《活力》写的文章，资产阶级媒体从中引用了一些内容。”

“对啊，看看你写的都是些什么污七八糟的东西！”仲裁委的另一个人骂道，“你这是给反动派提供枪炮弹药！不过我们现在是想挽救你。给你指条路吧：你收回你在文章中写的话，公开收回；然后我们把它发表在党报上，给资产阶级媒体也送一份，如果他们不敢发表，那正暴露了他们自己心里有鬼！”

“那戈尔巴乔夫呢，他也要收回自己说的话？”我坚持不作任何妥协。

“好啊你，居然敢和戈尔巴乔夫比？”指控人急了，“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中央总书记，你是什么？臭虫、苍蝇！”狗子的病状愈演愈烈。

他们对我软硬兼施了审判几个小时，最后，我没有收回我的话，但也没有被开除出党。仲裁委员会的人陷入了两难境地。我为《活力》工作，为共青团工作。它们虽然事实上隶属于德国共产党，但在法律地位上是独立的。而且共青团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革新派。当他们几个打开铁门，放我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走着瞧，我们一定要把共青团重新夺回来！”

在走廊上，一个迎面过来的陌生人突然抓住我的肩膀，威胁道：“狗杂种，你要是再敢出卖组织，我绝饶不了你！”

在那些日子里，这种恐吓威逼并不是例外。党内对批评者的斗争简直和驱鬼差不多。除了《活力》和共青团外，主张革新的汉堡支部也是那伙老顽固的眼中钉。汉堡支部在宣传中总是用一个红色的三角形作为标志。当时，萨尔区洪堡的一个同志宣布退党，他把党证一撕两半，寄给了杜塞尔多夫总部。信封上的字迹不大清楚，洪堡被看成了汉堡。隔着信封，被撕了的党证影影绰绰地就像两个三角形。仲裁委员会的人在接到这封信后，把它交到中央，像鬼附身了似的战战兢兢地说：“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