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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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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针对自己在1985年撰写的苏联见闻进行了自我检讨。在描写新西伯利亚革命英雄纪念碑前的年轻守卫时,我的文章标题是“西伯利亚的学生兵”。现在我写道:“我当时的翻译是个很有勇气的人,她小心翼翼地向我指出在苏联群众中日益增长的恐惧,正是这种恐惧使民主进程陷入瘫痪。但我对她的暗示却未予理会,因为这不符合我的世界观。”

让老顽固们恼火的还不光是我那篇文章的内容,在他们看来最无法容忍的是,大资本家的喉舌《法兰克福汇报》刊发了它的节选片段。中央仲裁委员会电话通知我,立即前往杜塞尔多夫的总部报到。作为一个自律甚严的党员,我接受了这次传唤。

一栋高大的楼房矗立在普林茨-格奥尔格大街,从表面上看,这里与那些存放资产和档案的联邦机构并无两样。经过两道森严的铁门,还有目光多疑的守门人的仔细盘查,我得以进到楼里。一个五大三粗的年轻工作人员把我带入了一个密不透风的房间,这里同样是铁门把守。

我刚一进去,铁门就从外面被锁上了。房间里守候着仲裁委员会的五个成员,都是样貌平常的中年人,此外还有狗子和贝蒂。我向狗子伸过手去,他却避开了--“我不和叛徒握手。”其他几个人的反应也一样。我昔日的女球友走过来,朝我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没有人上前阻止她。他们坐下来,脸上的表情阴沉无比。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当年对“泰迪俱乐部”的审判。但那个只是装装样子,这次就不同了。仲裁委员会的成员开始了对我的审判。

“你的大作发表在资产阶级报纸上了,”指控人说,“为了捍卫工人运动的一项最重要的原则,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这两位革命家献出了宝贵生命,抵抗战士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流血牺牲。这项原则就是:永不投敌!而你却违反了它。”他突然用长辈似的口吻对我说:“我们的同志偶尔会犯点肚子痛的毛病,这是难免的。如果你是觉得肚子痛了,那么党可以帮助你,肚子痛又死不了人,对吧?”(在德国共产党中,党员抱有偏离路线的思想被称作“肚子痛”,好像这是有病似的)接着他又厉声喝道:“可你这是叛变,是投靠资产阶级媒体!叛变就要受惩处!”狗子的“点头症”又开始发作了。

“我、我没有投靠资产阶级媒体。那是我给《活力》写的文章,资产阶级媒体从中引用了一些内容。”

“对啊,看看你写的都是些什么污七八糟的东西!”仲裁委的另一个人骂道,“你这是给反动派提供枪炮弹药!不过我们现在是想挽救你。给你指条路吧:你收回你在文章中写的话,公开收回;然后我们把它发表在党报上,给资产阶级媒体也送一份,如果他们不敢发表,那正暴露了他们自己心里有鬼!”

“那戈尔巴乔夫呢,他也要收回自己说的话?”我坚持不作任何妥协。

“好啊你,居然敢和戈尔巴乔夫比?”指控人急了,“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中央总书记,你是什么?臭虫、苍蝇!”狗子的病状愈演愈烈。

他们对我软硬兼施了审判几个小时,最后,我没有收回我的话,但也没有被开除出党。仲裁委员会的人陷入了两难境地。我为《活力》工作,为共青团工作。它们虽然事实上隶属于德国共产党,但在法律地位上是独立的。而且共青团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革新派。当他们几个打开铁门,放我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走着瞧,我们一定要把共青团重新夺回来!”

在走廊上,一个迎面过来的陌生人突然抓住我的肩膀,威胁道:“狗杂种,你要是再敢出卖组织,我绝饶不了你!”

在那些日子里,这种恐吓威逼并不是例外。党内对批评者的斗争简直和驱鬼差不多。除了《活力》和共青团外,主张革新的汉堡支部也是那伙老顽固的眼中钉。汉堡支部在宣传中总是用一个红色的三角形作为标志。当时,萨尔区洪堡的一个同志宣布退党,他把党证一撕两半,寄给了杜塞尔多夫总部。信封上的字迹不大清楚,洪堡被看成了汉堡。隔着信封,被撕了的党证影影绰绰地就像两个三角形。仲裁委员会的人在接到这封信后,把它交到中央,像鬼附身了似的战战兢兢地说:“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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