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节

保守派的共产党员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就只好求援。1953年，苏联的坦克帮助镇压民主德国工人起义时是如此；1956年，苏联军队血洗匈牙利政府时也是如此；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不同意杜布切克改革而请求苏联出兵时还是如此。

1988年夏，狗子召集其他几个共青团里的顽固分子，向德共总部写了一封求援信。信中写道了共青团和《活力》杂志社中“让人不堪忍受”的现状：“一些人置我们国家的社会现状与社会意识形态于不顾，片面地介绍苏联政治的某些方面，并且不加任何评论。他们的理论是：读者自己有脑子进行判断，自然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在社会主义宣传中几乎看不到民主德国的影子，民主德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经验全部被忽略不计。在劳工青年团中广泛传播着这样一种观点，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上是很正常的，而且应该以多数派的立场为准，重要的是检验什么是对的……这种情况已经发展到极限，必须由党组织出面予以坚决制止。”

第二年，我们在多特蒙德-沙恩霍斯特联合中学召开社会主义劳工青年团第十次代表大会。主席台上展开的红旗前面装点着五彩缤纷的气球，革新派们希望借此方式表达出摆脱僵化形式的意愿。所有与会人员站起来合唱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歌曲《迎着朝霞》。空气中混合着精油和万宝路香烟的味道。我们都是些在富裕国家长大、不知穷困为何物的年轻人，我们有员工保险，有联邦教育基金，所以那样的歌词从我们嘴里出来让人觉得倍感滑稽：

“在黯淡凄苦的童年

我们饱尝劳动的辛酸

镣铐在脚下叮当作响

千斤重担把脊背压弯

……

伸出手吧 同志们

让我们大家团结一心

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得到自由

我们的战斗才宣告结束

奋勇前进吧

年轻的无产阶级士兵！”

唱到最后一句时，按照惯例，相邻座位的人都要把手拉起来，在整个大厅中形成一道长长的锁链。

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今天他热情伸手去拉的同志，明天就可能成为投降的敌人。革新派和保守派互相敌视，彼此称对方为“叛徒”和“混凝土脑瓜”。这里就像一座教堂，不同政治派别的人可以相互合作，但自己阵营里的异端却不能被容忍。

共青团开会的时候，意见争论经常会集中在对日程安排的讨论上。而对于应该讨论什么，代表们的意见总是无法统一。最长讲话时间应该定为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是应该集体讨论还是分组讨论？这方发言后那方又驳倒，私人条例草案提出后又被原则性草案所取代。大会在这上面消耗的时间就有一两天之多。

经过对是否应当表决进行了多次投票之后，我们终于决定表决。当然，这也不过只是个形式而已，但通过这种形式就可以看出各派力量的对比情况。应该以第三号提案为基础进行讨论吗？这项提案是狗子、贝蒂和其他顽固分子呈递上去的，题目是“重新统一共青团成员的革命世界观，摒除其他一切有害观念”。另一种意见是对多个不同提案加以讨论，而不是一开始就限于某项具体提案，因为这样会导致团组织的分裂。

一般来讲，在表决时由代表们举起手中的卡片，再由主席团进行统计。但是考虑到某人在数票时出错、或者主席团有可能舞弊的情况，有人建议说，应当通过“分门表决法”来进行投票，即所有的人离开大厅，投赞成票的重新从左侧边门进去，投反对票的从右侧边门进去；进门时，计票员在代表们的卡片上打一个钩，防止有人重复投票。

我们讨论了将近两个小时，最终决定采用“分门表决法”－－从大厅出去，再进来。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发现或者怀疑别人在舞弊，于是喊了一句“你卡上没打钩！”，结果引起了一阵骚动。整个会场乱成了一锅粥。

最后，会议主持人宣读投票结果：“对以第三号提案为基础进行讨论这一建议，有242人赞成，224人反对。”

混凝土脑壳们欢呼雀跃，疯狂鼓掌，他们挥舞着印着台尔曼肖像的小旗，齐声唱起了《国际歌》。

我们革新派的女代表卡提娅·贝特格冲到麦克风前，大声宣布了我们事先商量好的主意：“你们无法剥夺我们言论自由和思想独立的权利！劳工青年团中有半数是我们的人。许多代表和我一样，准备现在退出会场，继续讨论，因为在这个会场里讨论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今后，在州团委和县区团委里，我们将继续以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式工作。所有不想让劳工青年团就此分裂的同志，我恳请你们马上退场，以便使大会决议失效；否则，按照这个排斥少数的投票结果，我们的团组织将遭到分裂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