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吐鲁番盆地，西夏清晰的遗影（4）

龟兹，是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地方，地处塔里木盆地的北缘，控中西交通的咽喉，由印度传来的佛教，早在3世纪时即已在此地生根开花。4世纪时，龟兹佛教就臻至极盛。《晋书?四夷传》称：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僧人也很多，《出三藏记集?鸠摩罗什传》谓“龟兹僧一万余人”。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龟兹入于回鹘，成为高昌回鹘境内之大都会之一。但《宋史》在《高昌传》之外另列《龟兹传》，称：“龟兹本回鹘别种……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

龟兹佛教在高昌回鹘统治时期持续发展，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龟兹地区诸石窟（如库木吐喇石窟、克孜尔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和其它佛教遗址中留存的为数众多的回鹘壁画、回鹘佛教遗物和回鹘文题记等，也都向我们昭示着那个时代龟兹回鹘佛教的繁荣。同时，西夏文字创立后，被“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告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学、汉学二院……汉学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学掌西番、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蕃学院特重。”　说明西夏国中除使用西夏文、汉文外，还使用“西番、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西番即吐蕃文；而回鹘、张掖、交河所用文字，则被专家们认定为回鹘文及其它行用于回鹘境内的文字，如摩尼文、福音体文等。1988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在对榆林窟第3窟中之后人补塑罗汉像实施临时性搬迁时，发现在彩塑底座后面有西夏时代绘制的经变画，书以回鹘文榜题。无疑，二者同为西夏人营造该窟时所为，有力地证明了回鹘文在西夏中的流行。此外，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发现的回鹘语福音体文字残卷，则证明了回鹘福音体文字在西夏的行用。西夏文专家在整理黑城出土西夏文文献时，经常会遇到一些“不认识的字”－－－－回鹘文或吐蕃文。在敦煌出土的西夏文遗书中，经常可以看到用回鹘文字母作的注音。如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收藏有一批张大千于敦煌搜集的西夏文佛经残卷，其中有数件西夏文佛经之行间即可见这种情况，既有写本也有刻本。在敦煌研究院收藏的敦煌出土文献中，有一些是1949年前由敦煌当地文人任子宜收集的，既有写卷，也有刻本，其中的西夏文佛经上不仅在行间有回鹘文注音，而且还有用回鹘文书写的榜题或题记。更进一步证明了西夏用国字――西夏文时“仍以各国蕃字副之”的记载。考定自1037年至1090年受西夏王之命主持《西夏文大藏经》翻译事业的国师白法信和后继者白智光其实都是来自龟兹的回鹘高僧。

西夏朝廷能够如此重视回鹘文在国内的颁行，且能将白法信和白智光这样的高僧请到宫廷翻译经卷，不排除西夏人曾经占据这里，如果这个事实能被证实，那么，几百年来，仅凭一本《西夏书事》里记载的西夏疆域“西界玉门”的说法要重新考虑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