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吐鲁番盆地，西夏清晰的遗影（3）

这一记载表明，在西夏国境内有回鹘人，而且人数还不少，似乎仅次于番（西夏）、汉、西番（吐蕃），居第四位。

回鹘的农产品也传到西夏国中，前引《杂字》“果子部”中出现的“回纥瓜”即是典型的例子。此瓜应为前引胡峤《陷北记》中所提到的契丹所产“西瓜”，亦即来自今新疆吐鲁番等地的哈密瓜。

11世纪末成书的维吾尔族名著《突厥语大词典》也以专条对西夏作了简略的描述：　tangut　唐古特，是突厥人的一个部落，他们紧靠着秦（“秦”是突厥―回鹘人对中国的称呼――引者）居住。他们自称自己的血统是阿拉伯。显然是哈喇汗王朝与西夏相距遥远的缘故，编辑这本大辞典的著名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对西夏的描述不尽可靠，有道听途说之嫌，将党项人当作成了突厥人，但仍不失为当时有价值的信息－－－－从侧面克看出，当时的西夏人的影响已经传到今天新疆最西边的喀什一带。

西夏人在高昌回鹘的活动，从吐鲁番出土的西夏文残卷中也可得到印证。美国印刷史专家卡特（）早就提到，在吐鲁番发现的古代印刷品中，除汉、回鹘、梵、藏和蒙古文外，还有西夏文印本遗物。在吐鲁番的调查，我发现这里总共出土的西夏文文献计有4件，其一为20世纪初“德国吐鲁番考察队”于吐鲁番所发现，编号为TM　109，1，有文字12行。刊布者称之为写本，其实是印本。另外3件则是1980年考古人员在清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积沙时发现的，均系佛经印刷品残卷。这些西夏文残卷均为12～13世纪的遗物。从其字行排列不整齐、字体大小不均且墨色浓淡有别等因素看，它们很可能是泥活字印本。这些既是西夏人入居高昌的佐证，同时也是回鹘―西夏文化交流的结果。联系敦煌和安西榆林石窟发现的大量西夏佛教文献、壁画等，柏孜克里克石窟也是西夏佛教艺术渗透的一个重要地方，也是目前发现的西夏佛经印刷品传播的最北边，这也打破了传统的西夏佛教艺术品的最北边在敦煌和安西一带的说法。如今的库姆塔格沙漠，和当年的罗布泊一样是一片丰茂之地？如果是，那么，柏孜克里克石窟里的这些西夏佛经就是西夏僧人穿过这片丰茂之地带来的；如果这里在西夏时期就已经成了一片不合适那些商队、僧侣穿越的不毛之地，那么，他们就是沿着今天的312国道从甘肃进入新疆的哈蜜盆地，进入吐鲁番的，那么，古老的楼兰文化显然是和西夏文化在这里有着接轨的，这又是一个怎样的历史之谜需要揭开？

站在这个谜面上最醒目的是一个来自龟兹的高僧白智光，他不远万里，横穿过天山南麓和哈密盆地，经过古老的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段，然后翻越过腾格里沙漠和贺兰山，走进了西夏国的心脏之位。被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安全国师”。查阅这个名字不难，在目前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夏文文献《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序言中就有：

次始奉白上大夏国明盛皇帝（即惠宗秉常）、母梁氏皇太后敕，渡解三藏安全国师沙门白智光，译汉为番。

不难看出他是西夏第三代皇帝惠宗秉常被迎请到西夏的，在“安全国师”的荣誉和身份下，进行的是将汉文佛经翻译成西夏文或者其他少数文字。《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序言里称赞他的翻译水平是文字优美，表达准确，如“星月闪闪”，光华耀眼，故而在西夏文佛经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这位“安全国师”和另一位西夏文文献中出现的白法信国师具体是哪里的人呢？证实他们是来自吐鲁番地区的龟兹高僧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呢？

20世纪80年代末，史金波先生在80年代初译释上述文献时未论及族属问题后，进一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白法信、白智光二位著名的译经大师可能是西夏回鹘僧人的代表人物。”这个说法是第一次对传统的西夏佛教和藏传佛教有直接渊源的说法是个很大的挑战，但史先生并未对这个论点给予充分的、令人信服的阐解。显然，从姓氏看，白法信和白智光肯定不是党项人。目前的西夏资料显示，西夏国时期没有白姓的党项人。西夏亡国后，遗民散布祖国各地，有许多人改行汉姓，但也没见有改成白姓的记录。有人也指出，这两位白姓高僧可能是汉族，这个观点站不住脚的地方在于：中国佛教史册中，没有汉族和尚是俗姓与法号共用的，法号的取用本身就意味着与俗姓的决裂。如果说有例外，那就是三国曹魏时被称为“中国出家人中真正沙门的第一人”的朱士行。由于当时受戒体例尚未完备，故朱士行没有法号，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特例。可见，他们不是汉族。而自汉至唐700年间，白姓一直是龟兹的大姓。白者，有的史书又写作帛，如《高僧传》及《晋书》之《鸠摩罗什传》中提到的龟兹王白纯，在《晋书?吕光载记》中又被写作帛纯即为明证。据考，白、帛者，均为梵语puspa的音译，意为“云华”。还有一点，汉人在称呼外僧时，既有以姓氏与法号并称者，也有只呼法号者，这又为白智光何以又被略作智光的问题提供了最佳脚注。这些说明，白法信和白智光都是来自龟兹的高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