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电子、元素和难以捉摸的自我

还在加速继续发展。

思想的另一主流是探索人类的内心世界，即人类的灵魂和/或第二自我，与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相对，我们或可将此（用怀特海的方法）归为柏拉图式的世界。这条主流本身可划分出两条支流。首先，人类的道德生活，包括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共同生活的发展方式等等，取得了确定无疑的成功，至少有着显著的积极效果。历史从教皇或世俗的专制制度经过封建制度到民主制度，从神权统治过渡到世俗社会，这些广泛转变显然为更多人带来了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成就（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例外总是难免的）。前文已经描述了这个演变过程的不同阶段。虽然世界各地的政治和法律安排方式各有不同，但是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政治体系和法律体系。他们的公正理念都远远超越了我们简称为丛林法则的概念。举个例子，在诸如竞争考试这类体制下，公正理念超越了纯粹的刑事或法律领域而延伸至教育领域中。如第32章所见，即使是数学形式之一的统计学，有时也得益于公正而促进了自身发展。尽管与物理学、天文学、化学或医学的成就相比，正式的社会科学成就有限，但是社会科学本身的演化就是对政治党派性质的恰当改良。这一切都应视为（可能是确定的）成功。

最后一个主题，即人类对自身和内心世界的认识，被证明是最令人失望的。有些人，或许很多人，会反对这个观点，认为艺术和创造史的大部分是关于人类内心世界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看法毋庸置疑，但同样，艺术并不能阐明自我。它们经常试图描述自我，更具体地说，是描述无数情况下的无数个自我。但在当今世界广受欢迎、而且主要关注“内心世界”和自尊（不管误导性有多大）的弗洛伊德学说和其他“深度”心理学显然进一步肯定了上述看法。假如艺术真的取得成功，人们还会求助于这样的心理学和这些审视内心的新方法吗？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显著的结论，那就是不管人的主体性有了何等长足的发展，艺术发展何等巨大，小说地位如何提升，也不管各式男女如何设计许多表达自我的方法，历史上人类对自身的研究依旧是人类知识最大的失败，也是人类试图探究的领域中最不成功的部分。结论的正确性毫无疑问，因为多少世纪以来持续不断的“内心转向”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这些“内心转向”不像科学界般会以累加的方式，把前一个转向作为基础，而只是随着前一个转向力量衰减或消亡，新的转向取代旧的转向。柏拉图误导了我们，而怀特海也是错误的：思想史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主要得益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遗产而非柏拉图的思想。这一点首先得到历史编纂学最新发展的证实：它重点强调，今人所称的近代早期已经取代文艺复兴时期，成为历史上至为关键的转折点。正如R.W.S.萨瑟恩所言，1050至1250年之间这段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的历史时期，引领了人类走向现代，是人类生活中最伟大、最重要的转变，而非两个世纪之后的（柏拉图式的）文艺复兴。

数百年来，人类几乎深信自己拥有灵魂，不管身体深处有没有某些“灵魂实体”，他们仍毫不怀疑灵魂代表了人的本质，一个不朽的、坚不可摧的本质。在16、17世纪，有关灵魂的思想发生了改变，而且随着人们对上帝信仰的丧失开始加快步伐，人们发展出其他思想。从霍布斯开始，然后是维柯，人们议论的话题从灵魂转移到自我与心灵上来，在19世纪，特别是在浪漫主义、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内向性和无意识均取得发展的德国，这种观点占据主流。大众社会和新的大都会的发展在此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激起人们自我丧失之感。[3555]

在这种背景之下，弗洛伊德的出现颇为奇特。继叔本华、冯·哈特曼、夏科、珍妮特、马克斯·德索瓦的精神双元论和冯·舒伯特的原型现象或巴霍芬的母权论之后，弗洛伊德的思想在当时并不如现在那样表现出惊人的新奇性。可是，经历了不确定的开端后，他的思想变得极具影响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保罗·罗宾逊将之形容为“本［20］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潮流”。[3556]原因之一在于，作为一名医师的弗洛伊德遵照哥白尼和达尔文遗留下来的传统，将自己视为一名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因此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是科学对待自我的一次复杂尝试。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意识有可能融合思想领域两大主流，我们可以称之为对柏拉图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认识。如果它行得通，无疑能产生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成就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综合。

今天仍有很多人坚信弗洛伊德的努力成功了，这解释了为何整个“精神分析学”领域如此受欢迎。但同时，在精神病学专业和更为广阔的科学世界中，弗洛伊德如今却普遍被贬低，他的思想被认为稀奇古怪和不科学而遭到摒弃。1972年，诺贝尔奖得主彼得·梅达沃爵士曾把精神分析形容为“20世纪思想史上最令人感到遗憾和奇怪的里程碑之一”。[3557][3558]有多项已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精神分析作为治疗方法已经行不通，弗洛伊德在他的其他几本书（比如《图腾与禁忌》或《摩西与一神教》）中的思想也因其误导性和使用了不能被证实的证据而彻底失信。上一章已讨论到，最近的学术界已经非常不信任弗洛伊德的学说，故此他们更是着重强调这一点。

可是，假如说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接受了精神分析已经行不通这一事实，那么生物学家和神经病学家为描述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自我而创造的新概念“意识”，进展也并没有更好。作为总结部分，如果说我们从19世纪末“快进”到20世纪末，将会遇到“大脑的十年”，这个说法在1990年已被美国国会采用。在紧接下来的十年时间内，大量有关意识的书籍相继出版，“意识研究”迅速发展为一门学科，期间举行了三次以意识为专题的国际会议。成果呢？这取决于你与谁交流。《自然》和《科学》是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类期刊，《自然》的前任主编约翰·马杜克斯曾写道：“即使再多的内省也不能使人有能力发现他或她头脑中哪一部分的哪个神经元集合正执行着某个思考过程。此类信息似乎都对人类隐藏起来。”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的英国籍哲学家科林·麦克金认为，原则上并且在任何时候，意识都无法得到解释。[3559]其他哲学家，比如哈佛的托马斯·内格尔和希拉里·普特南则指出，科学现在（甚至可能是永远）解释不了我们理解为意识的第一人称的知觉性经验，即“可感受特性”，可是，用西蒙·布莱克本的话来说，为什么大脑的灰质能为我们提供诸如胆怯的体验呢？本杰明·利贝特进行了一系列备受争议的实验，他声称意识的产生耗时约半秒（“利贝特延迟”）。假如实验结论真实，这究竟是不是一项进步仍未可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欧洲思想教授约翰·格雷是认同这类现象属于意识研究中“疑难问题”的学者之一。[3560]

另一方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米尔斯哲学教授约翰·赛尔说，没什么可以解释，因为意识具有突现特征，当你把“一束神经元”放在一起时，意识会自动产生。他用类比法解释了或尝试解释：水分子的性质“解释”了流动性，但单个水分子却不具有流动性。[3561]（这个论点令人回想起第34章讨论过的威廉·詹姆斯和查尔斯·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他们那里，是自我意识从行为中显露出来而非与此相反。）伦敦大学的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相信人们需要一种新的双重性，并相信实际上整套新的物理法则或许可以应用于大脑内部，并对意识做出解释。彭罗斯的独特贡献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