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电子、元素和难以捉摸的自我

态，再到马维尔的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对话，再到莱布尼茨的“单子”），在今天看来或许奇特有趣，但在当时却是严肃的问题，也是通往自我的现代概念的重要阶段。与笛卡尔将灵魂从一个宗教范畴重新组合为哲学范畴同样重要的其他几个步骤包括：17世纪的转化——本质自我的居所从体液转移到肠胃再到大脑——以及霍布斯认为并不存在“精神”或灵魂的论述。[3551]从灵魂世界（包括来世）到实验世界（此时此地）的过渡最先也最彻底地发生于欧洲，它描述了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基本区别，并且仍然代表着历史上思想权威的最重大变革。

然而还有另一个迥然不同的理由说明为何至少在西方，灵魂非常重要，甚至可能比神的概念更为重要、更为丰富。简单而言，灵魂理念比神的理念更经久不衰；甚至可以说，灵魂理念的演化超越了神、超越了宗教，因为连没有信仰的人，或说尤其是没有信仰的人，都会关注内心世界。

我们可以从整个历史几个不同的紧要关头来看灵魂的不朽力量，同时察看灵魂不断演化的本质。灵魂会以一个特定和反复出现的模式显示其力量，尽管每次出现的形式均有所不同。这个模式的特点或许就是人类重复的“内心转向”，这是一种为追求真理而持续不断和经常性地深入审视自己的不懈努力，德罗尔·沃尔曼称之为我们的“内心情结”。就我们所知，第一次“内心转向”发生于所谓的轴心时代（见第5章），大体而言就在公元前7到前4世纪。当时大约在同一时期内，巴勒斯坦、印度、中国、希腊，极有可能还包括波斯，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在每个例子中，官方宗教都变得浮华空洞，具有高度的仪式感。特别是都出现了祭司一职，他们享有优越的特权地位：教士俨然成为一个世袭的特权阶级，既支配着人们接近神的机会，又在物质和宗教的双重意义上从其显赫的地位中获利。然而，在上述所有国家中都出现了先知（在以色列）或智者（如印度的佛或《奥义书》的作者以及中国的孔子），他们谴责祭司，提倡人们转向内心，主张真正的圣洁须经过某种形式的自我克制和自我沉思。柏拉图有个著名的看法，认为心灵高于物质。[3552]

以上哲人均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耶稣和圣奥古斯丁也宣扬了大同小异的思想。比如耶稣强调上帝的仁慈，并主张信徒要追随内心信仰而非表面上遵守仪式（第7章）。圣奥古斯丁（354—430）十分注重自由意志，并认为人类自身拥有评价事情或人的道德秩序的能力，人能够自行判断和决定事物孰轻孰重。按照圣奥古斯丁的看法，深入审视我们自己和选择上帝就等同于认识上帝（第10章）。我们已在第16章讨论过，12世纪普世性的罗马天主教中存在另一个伟大的内心转向。人们越发意识到上帝想要的是内心的忏悔，而非外在的赎罪。当时，第四次拉特兰会议要求人们定期进行告解。14世纪黑死病的影响力与之相似。死亡人数之多令人们变得悲观，并驱使他们转向内心，寻求一种更为私人的信仰（瘟疫过后，越来越多的私人礼拜堂和慈善团体成立起来，神秘主义开始盛行）。文艺复兴时期自传的增加是另一次内心转向，被雅各布·布克哈特称作“灵魂深处的充实写照”。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吉罗拉莫·萨伏那洛拉修士深信自己受上帝派遣“去帮助意大利人民改造内心世界”，为革新教堂进行了一系列长篇声讨，并以恐怖的预言警告众人，除非立即并彻底改造内心世界，否则邪恶将会降临。16世纪的新教改革（第22章）毫无疑问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内心转向”。对于教皇声称信徒可以为他们“在炼狱中备受折磨”的亲人购买赎罪券，马丁·路德最终爆发了，他主张人们并不需要神职人员的介入来获得上帝的恩典，天主教会的穷奢极欲及其充当人与造物主之间代祷者的理论性神学姿态在《圣经》中找不到任何依据，纯属胡闹。他力劝人们回归到“真正的内心忏悔”，还说恰当的赦罪首先需要内心的痛悔：个人内在的良知至关重要。17世纪，笛卡尔曾引人注目地转向内心，他认为人能够确定的唯一事物就是其内心世界，尤其是内心的怀疑。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浪漫主义为反抗18世纪启蒙运动所主张的世界经由科学能被人类认识的态度或思想，同样产生了一次内心转向。浪漫主义者与启蒙主义者恰恰相反，认为人类体验中那个无可辩驳的真相正来自人类内心体验本身。在维柯之后，卢梭（1712—1778）和康德（1724—1804）均指出我们应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认清我们应当做什么。[3553]浪漫主义者以此为基础，认为我们生命中所珍视的每一样事物，特别是道德，都来自内心。小说和其他艺术形式的发展反映了这种观点。

浪漫主义者尤为清晰地展示了灵魂这种思想的演化。根据J.W.拔罗的观察，浪漫主义的本质，或许可以说历史上所有其他“内心转向”的本质，都可归结为“第二自我”这一双重人概念，第二自我是一个人们试图发现或释放的，一种不同的（而且在很多时候甚至更高级或更完善的）自我。阿诺德·豪泽尔用另一种方式这样表达：“我们生活于两个不同范围的两个不同层面……它们的存在区域如此深入地互相渗透，乃至任何一方都不从属于另一方，也不会将另一方视作对立面而与之抗衡。存在的双重性当然不是什么新概念，我们对于对立统一的概念也耳熟能详……但是存在的双重意义和双重性……从没像现在（即浪漫主义时期）这般强烈地被体验过。”[3554]

亨利·艾伦伯格在那本重点论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卡尔·荣格的观点以及将精神分析学带领到康庄大道上的巨著《发现无意识》中，把浪漫主义及其意义上的“第二自我”作为其中一个因素涵盖其中。如上一章所论，无意识是人们为了科学认识内心世界所做的最后一次内心转向和尝试。不过我们将看到，无意识的失败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其作为治疗方法的不足，还体现在更广泛的意义上。

浪漫主义、意志、教化、韦伯意义上的天职、民族精神、无意识的发现、内向性……内心世界的主题、第二自我，或康德所称的更高自我，以其贯穿于整个历史的势头或至少不逊于此的势头贯穿了19世纪的思想。由于其主导是关注非理性的德国的思想，这种思潮被一些人视为构成20世纪纳粹主义恐怖思想的“深层背景”（这种思想把创造更高级的人类——那些凭借意志力克服了自身局限性的个体——作为人类历史的目标）。这并非琐事但不是这部分要关注的主要问题。相反，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个思潮对总结思想史有何帮助。它无疑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的模式，即人们反复尝试审视自己内心深处以寻找……上帝、圆满、感情净化、自身的“真正”动机和“真实”自我。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曾有个著名评论，说西方思想史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在我们漫长旅程的最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不管怀特海是出于修辞效果还是语带讽刺，他充其量只说对了一半。在思想领域，历史由两大主流构成（我在此处过于简化，不过所谓“结语”必然如此）。从过去到现在都存在着一部“外部”的历史，它与人类之外的世界有关，与亚里士多德式的观察、探索、传播、发现、测量、实验和操纵环境的世界有关，简而言之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科学的物质世界。尽管科学探险难以沿着直线前进，偶尔才取得零星的进步，甚至连续几个世纪遭到宗教的阻挠或阻碍，但总的来说，这场探险应被视为一项成就。几乎没有人会质疑，世界的物质进步或其大部分进步是有目共睹的。这种进步在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