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现代主义与无意识的发现

的一切，都可被看作主要是德国，或说德语的人传统上的医学形而上观念的集合，这个谱系十分关键。弗洛伊德总认为自己是一名科学家、生物学家，崇拜并且遵循哥白尼和达尔文的传统。没有什么比这更偏离事实，是时候把精神分析当作已死的概念，连同燃素、长生不老药、炼狱和自古至今江湖郎中发现行之有效的错误的观念一起埋葬掉。很清楚的是，精神分析法不能作为治疗方法。弗洛伊德的许多后期著作，比如《图腾与禁忌》和他对列奥纳多·达·芬奇画中“性意象”的分析，都使用了过时和明显错误的证据，是令人汗颜的无知。弗洛伊德主义整个事业摇摇欲坠。

即便如此，事实仍然是，以上各段只是描述了最新的重新评价。弗洛伊德生活的时代，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无意识被认为确实存在，受到认真对待，并起到了为本书涉及的最后一个重要观点奠定基础的作用。这个转变，尤其在艺术领域，对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思想便是现代主义。

1886年，画家文森特·梵高画了一幅小画《巴黎郊外》。它是个荒凉的意象。低低的地平面被笼罩在灰暗可怖的天空下。泥泞的小路忽左忽右，画中没有方向。路的一旁是坏掉的篱笆，前面是无脸的龙骑兵，后面是一位母亲和一些孩子，一盏孤独的油灯塞在中间。沿着地平线，有一座风车和一些低矮、笨重、有着一色窗户的建筑——工厂和仓库。色彩单调。这可能是维克多·雨果或埃米尔·左拉书中的场景。[3503]

这幅画展示了法国首都边缘的郊区，它的日期十分重要。梵高用如此单调的方法所描绘的，是巴黎人称之为“奥斯曼化余波”的场景。[3504]世界，更具体的是法国世界，从1789年和工业革命之后的变化已经超出预计，巴黎比其他任何地方改变的都要多，“奥斯曼化”就是对这一无情改变的称谓。依照拿破仑三世的要求，奥斯曼男爵用了超过十七年的时间，以此地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毫无先例的方法重塑巴黎。到1870年，巴黎中心五分之一的道路都出自他手，35万人被迫搬家，花费了25亿法郎，五分之一的工人被雇佣为建筑工。（请注意19世纪对统计数据的热情。）从现在开始，林荫大道成了巴黎的心脏。[3505]

梵高1886年的油画记录了这个世界凄凉的边缘，但是其他的画家，马奈以及以他为首的印象画派，更倾向于赞扬新的开阔空间和广阔的街道，“忙碌”成了光之城新巴黎的象征。古斯塔夫·盖尔伯特的《下雨的巴黎街道》（1877）或是他的《欧洲桥》（1876）、莫奈的《卡普辛大街》（1873）、雷诺阿的《林荫大道》（1875）、德加的《巴黎协和广场》（约1873）或皮沙罗的任何画作，都展现了春天或秋天、晴天或雨雪天气中宽阔的街道。

现代主义诞生于19世纪的城市。随后的岁月里，人们发明了内燃机和蒸汽机，电力最终被人主宰，电话、打字机和磁带录音机全部诞生。大众化报纸和电影院被发明。第一个工会形成，工人有了组织。1900年，有11座大都市（包括伦敦、巴黎、柏林和纽约）常住人口超过一百万，人口空前集中。我们在早先的章节讲过，城市，连同大学的扩大，带来了哈罗德·珀金所称的专业社会的兴起，从那时（约1880年）起，医生、律师、中学和大学老师、地方政府官员、建筑师和科学家等专业人士开始控制民主国家的政治，并且认为专业化是前进的方向。珀金描述道，在英国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数在1880至1911年间至少翻了一倍，在某些行业中甚至是增长了三倍。夏尔·波德莱尔和古斯塔夫·福楼拜最早把马奈和他的“团伙”（一位批评家所称）试图在绘画中捕捉的画面用文字描述出来：瞬息万变的城市经历——短暂、剧烈、偶然和任意。印象派抓住了变化的灯光，也抓住了不同寻常的视野：新机器，比如铁路，令人敬仰的同时也令人畏惧；火车站如同巨大的洞穴，带来旅行的希望的同时伴随着令人窒息的烟灰；美丽的都市风光因丑陋但必要的桥梁大打折扣；卡巴莱歌舞的明星被底下的脚灯不自然地映照出来；从墙上那面闪光的大镜子中可以看到酒吧女侍的前前后后。这是“新事物”的视觉象征，现代主义远不止这些。它既是对现代和世界的庆祝，也是诅咒，这是一个科学、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世界，它曾经产生了伟大的城市，连同它的巨额财富和新式贫穷、荒凉和堕落。[3506]现代主义的城市人来人往，令人迷惑，大多充满了偶然或意外。科学使这个世界失去了（宗教、精神上的）意义。在这样的困境中，艺术承担起描述、评估、批判，以及（如有可能）拯救这些现状的工作。这样便形成了一种思想气候，不论现代主义代表什么，它都代表其相反的一面。令人惊奇的是，在这样迷惑和矛盾的环境中，竟涌现出如此多的才俊。“单从创造性来说，现代主义时期的影响足以和浪漫主义时期，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相媲美。”[3507]哈罗德·罗森伯格所称的“创新传统”开始兴起。这是资产阶级文化的顶峰。在这个涌动的世界，产生了先锋的概念，它是对艺术先于并且通常竭力反对资本主义这一浪漫观点的神化，就品位和想象而言，先锋是领跑者，它扮演着既毁灭又创造的角色。

如果有什么使现代主义者统一在一起——他们一方面是理性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另一方面是理性主义的批判者、无意识的信奉者和文化悲观主义者——那便是他们交战的强度。现代主义主要是艺术（绘画、文学、音乐）的辉煌时期，而城市是强化剂：城市的本质使人们彼此相对，更好的通讯使一切相遇加快了速度。[3508]结果是，对话变得更尖锐、更喧嚣、也必然更激烈。我们现在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那时，压力在增大，人们发现它也是一种创造力。如果说现代主义通常是反科学的，那是因为正是科学引发了它的悲观。达尔文、麦克斯韦和J.J.汤姆孙的科学发现使人们惊慌失措，至少可以说，它似乎使这个世界失去了道德、方向和稳定，削弱了现实观念。

在这令人迷惑的世界努力寻找出路的许多作家中，我们可以将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当作我们的出发点，因为他澄清了大部分困惑。冯·霍夫曼斯塔尔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他很幸运，有一位鼓励甚至期望他成为一位审美家的父亲。而霍夫曼斯塔尔注意到科学对维也纳传统审美文化的入侵。“我们这个时代的性质，”他于1905年写道，“充满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它仅仅依靠在‘脱落’上。”他继续说：“其他几代人认为是固定的事物，事实上也是捉摸不定的。”[3509]在麦克斯韦和普朗克的发现之后，有更好的方法能够描述牛顿世界的改变吗？（这将在结语中涉及。）霍夫曼斯塔尔写道：“一切都分成了不同的部分，部分又再次分成了更多的部分，没有什么允许自身被包含在概念之下。”[3510]霍夫曼斯塔尔对奥匈帝国的政治发展，尤其是反犹主义的发展，感到忧虑。对他来说，非理性主义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科学引起的对现实的理解的改变；新观念破坏力十足，以致促进了反动的非理性主义的大范围传播。

除了霍夫曼斯塔尔，易卜生、斯特林堡和尼采一起代表了在重心转移、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思想的最后北移。后面三位如此突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丹麦批评家格奥尔·勃兰兑斯。1883年，他在题为《取得现代突破的人们》一书中，列出了取得现代突破的人物。[3511]他强调的“现代思想家”包括福楼拜、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左拉、托尔斯泰、布勒特·哈特和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