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现代主义与无意识的发现

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帕彭海姆曾患有精神性假妊娠。如今学界认为，这是弗洛伊德编造的故事，目的是用来弥补布洛伊尔所叙述的安娜·O病例中明显缺失的性方面的病因。弗洛伊德坚称性是所有癔症症状的根源，布洛伊尔的叙述则跟这完全不一致。阿尔布雷希特·希尔施米勒在约瑟夫·布洛伊尔的传记中甚至说：“弗洛伊德和琼斯关于安娜·O治疗结束的说法应被视为不真实的。”[3498]希尔施米勒本人可以证明，帕彭海姆的许多症状都进入了全部或部分的自发性缓解，而且她并没有经历精神发泄或精神疏泄，事实上，病例记录在1882年突然终止。而且，在经过布洛伊尔治疗之后，她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又住院不下于四次，每次都被诊断为“癔症”。换句话说，弗洛伊德声称布洛伊尔“让安娜·O恢复了健康”是虚假的，同样重要的是，他有一封信清楚地显示，布洛伊尔知道安娜·O于1883年仍在生病，还因为她是弗洛伊德未婚妻玛莎·伯内斯的朋友。[3499]

安娜·O病例的重要性，至少从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方式来看，体现在三个方面。它表明，弗洛伊德夸大了“谈话疗法”的效果。它表明他引入了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性的因素。它还表明他对待临床资料的态度漫不经心。我们能看到，在他之后的生涯中，这些癖好在一些重要方面，全部在不断地重复。

第四项针对弗洛伊德的指控，目前来讲是最严厉的，但也来源于安娜·O的病例。其整个精神分析的大厦所基于的临床证据及观察，往好的方面说，是可疑或有瑕疵的，而最坏可以说是具有欺诈性的。或许精神分析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弗洛伊德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婴儿期性意识一直伴随到成年，只不过没有被意识到，因此才能产生精神病理。“在每例癔病的最后，”他在1896年的报告中提到，“有一个或多个事件属于童年生活的最初几年。尽管几十年过去，但通过精神分析可以重现。”关于这一点奇怪的是，1896年之前，他未曾报道过一例婴儿受性虐待的病例，但是，四个月内，他宣称从十三个患癔症的病人那里“追寻”到了受虐的无意识记忆。与此相关的是，他认为他的精神分析方法可以揭示产生某一特殊症状的事件或情形，把它们“发泄”出来，通过带有相关情感表达的谈话释放，将获得“净化”，缓解症状。他开始相信，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发现了神经病理学的尼罗河源头……”[3500]但是，他继续说——这部分后来受到很大修正——“这些病人从未自愿重复这些故事，也没有在治疗的过程中突然向医师呈现这样完整的回忆图景。”对弗洛伊德而言，就像他在他的发现中呈现的那样，这些是无意识的记忆，在病人的意识之外，“痕迹从不在有意识的记忆中显现，它只存在于疾病的症状之中”。他的病人，开始治疗时并不知道这些场景，并且他承认，当他告诉他们时，他们“通常会愤怒”。“他们只有在最有力的强迫治疗诱导之下才开始重复它们。”（早期受虐待的情形）如同艾伦·伊斯特森和其他人展示的那样，弗洛伊德早期的方法并非像一个感性的分析家那样安静地坐在沙发上听病人说话。相反，弗洛伊德会触摸病人的额头，这是他的“压力”疗法，并且坚称有些事情会进入他们的头脑——一个想法、图像或记忆。他要求他们描述这些图像和记忆，直到长时间的回忆之后，他们能够叙述出引发他们（假定的）癔症症状的事件。批评家说，换句话说，关于不同症状的深层原因，弗洛伊德有非常固定的想法；他把他的观点强加给他的病人，而非被动地倾听并从观察中获得临床证据。

通过这种非同寻常的方法，他形成了最为著名的一套观察结果。病人在幼儿时期被诱奸，或受性虐待的经历是他们后来精神症状的根源。罪犯分为三类：陌生的成年人；照顾儿童的成年人，比如女仆、家庭女教师或男教师；“不懂事的儿童……大多是哥哥和比他们小一些的妹妹连续几年发生性关系”。[3501]这些早熟的性经验通常发生在三到五岁。关于这点，批评家主要争辩的是，弗洛伊德声称的“临床”观察并不存在，它们不过是建立在症状的符号性解释之上的令人怀疑的“重建”。有必要重申，仔细阅读弗洛伊德的各种报告就会发现，病人从未自愿说过这些关于性虐待的事。恰恰相反，他们极力否认。一直是弗洛伊德自己“告知”“劝说”“直觉”或“推测”这些过程。在几个地方，他确实承认自己是在“猜想”深层原因。

然而，十八个月之后，弗洛伊德向他的同事威廉·弗莱斯（但是只有弗莱斯）坦言道，他不再相信神经症起源这一理论。这是另一个具有一定重要性的事件。他认为不可能存在这么多对儿童的性变态行为，何况他无法通过基于这些思想得出的分析而得出成功的结论。“当然，我不会在达恩说，不会在亚实基伦说，不会在非利士人的土地上说，只有你知我知……”换句话说，他不准备做科学上值得尊敬的事情，公开收回前一年自信满满宣称的“发现”。现在，他开始考虑这些事件可能是无意识的想象，而非记忆。但是，即使在那时，这一新的情况需要时间才能与他的理论完全融合，因为一开始，弗洛伊德认为婴儿幻想的出现是为了“掩盖儿童早期手淫行为”。1906年，他说，并在1914年再次说到，在青春期，一些病人臆想出婴儿期受“诱奸”的无意识记忆来“抵挡”婴儿时手淫的记忆。1906年，他认为幻想出的“罪犯”是成年人或较大的儿童；而在1914年，他没有指出他们是谁。然而，在那篇报告中，他最终收回了诱奸理论。即便如此，直到1925年，在相关事件发生了将近三十年之后，他才第一次公开承认他早期的女病人大多指控她们的父亲诱奸了她们。这个彻底改变怎么强调也不过分。首先，毫无疑问，他急剧地改变了诱奸情景，从真实的变成了想象的；再者，他把诱奸人从陌生人、家庭教师、兄弟变成了父亲。值得注意的重要一点是，做出这种改变是因为缺乏新的临床证据：弗洛伊德只是用同样的材料画了一张不同的画，不同的是，这次是在证据出现二十五年之后。第二，同样重要，从19世纪90年代晚期到1925年，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弗洛伊德治疗了许多女病人，但他从未报告说她们中的任何一人曾提到早期受到父亲或他人的诱奸。换言之，似乎只要弗洛伊德停止探寻，这些症状便不再出现。批评家说，这的确进一步证明，诱奸理论，以及延伸的恋母情结和恋父情结（或许是弗洛伊德主义最具影响力的方面和20世纪医学和艺术领域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更不用说常用说法），被证明具有最不寻常、最歪曲、坦白说也是最不可能的谱系。该理论起源的前后矛盾十分明显。弗洛伊德并没有在他的病人中“发现”早期的性意识：他推断，或直觉感到，或“猜测”它的存在。他不是在仔细的和冷静的观察中发现恋母情结的临床证据：在先前的“欺骗”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能说服之后，他把预定的观念强加于“证据”之上。此外，这是任何一个独立的、有怀疑精神的科学家都不能再现的过程，这或许是最为重要的证据，就弗洛伊德声称自己是个科学家而言，这便是钉在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有哪种科学，其他的科学家用同样的技术和方法都不能再现其实验或临床证据？安东尼·克莱尔，英国的精神病医生和广播员，把弗洛伊德描述为一个“无情的、偷偷摸摸的江湖骗子”，并且得出结论“精神分析的许多基石都是假的”。[3502]不同意这点很难。考虑到弗洛伊德的“压力”方法、他的“劝告”和“猜测”，我们有权质疑无意识是否存在。实际上，一切都是他编造出来的。

无意识这个观念，以及它所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