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现代主义与无意识的发现

特·惠特曼，但最重要的是以上三位：易卜生、斯特林堡和尼采。勃兰兑斯定义现代文学的任务是，综合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并将这三人作为最高例证。

易卜生现象首先出现在柏林，然后扩散到欧洲。它始于1887年被警察禁止的《群鬼》（完美的现代主义/先锋事件）。封闭演出之后，订购大幅度超额。（然而，书却卖得很好，很快就重印。[3512]）在一次易卜生的宴会上，他宣告了“新时代黎明”的到来。“易卜生周”紧随其后，《海上夫人》《野鸭》《玩偶之家》同时上演。那年晚些时候，当《群鬼》可以公开演出时，它引起了轰动并对许多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詹姆斯·乔伊斯。弗朗茨·塞维斯这样说：“一些人，好像内心破碎，几天都不能恢复平静。他们在城市里奔波，在蒂尔加滕奔波……”易卜生风行了两年。[3513]“现代戏剧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在《培尔·金特》之后，易卜生放弃诗篇而改用散文创作戏剧，展现当代问题。”[3514]许多其他的作家，包括亨利·詹姆斯、契诃夫、萧伯纳、乔伊斯、里尔克、布莱希特和皮兰德娄，从他那里受益良多。他开创的新领域包括当代政治、日益重要的大众传媒、变化的道德、无意识的工作方式，其细腻和强烈是任何他人不可比拟的。可以这样赞美易卜生，他几乎把现代戏剧易卜生化，以致我们现在很难看懂当时的大惊小怪都是为了什么，他的主题与生活紧密相连：女性的角色（《玩偶之家》）、代沟（《建筑大师》）、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威的冲突（《罗斯莫庄》）、商业产生污染但提供就业机会（《人民公敌》）[3515]。但是，吸引众人的是他细腻的语言和人物强烈的内心生活；批评家称，他们能从戏剧表层下挖出“第二个未说出的事实”，或如里尔克所说，易卜生的全部作品是对“内视世界的可见关系所做的前所未有的绝望探索”。[3516]易卜生是发现现代社会中“第二个自我”的戏剧性结构的第一人，如此便为人们阐发了从维柯之后人类困境主要的不一致性。他展示了那种困境如何可能成为悲剧、喜剧，或仅仅是庸俗。如同威尔第（当然也包括莎士比亚）意识到悲剧最深刻的形式在于关注非英雄（就像乔伊斯1922年在《尤利西斯》中完美展现的那样），易卜生表明，庸俗、荒谬可笑、毫无意义，或它们的威胁，是现代主义不稳定的基石。

易卜生的长处在于他的力度，而斯特林堡的长处在于他的多样性。用一位观察家的话说，他具有“马背上的思想”，是个多面的天才，一些人把他与列奥纳多·达·芬奇和歌德相提并论。[3517]他是小说家、画家，但最重要的是，他和易卜生一样，是剧作家。他生活在现代社会最混乱的时代。在一本早期的书中（完成于1890年6月的《穿越公海》），他的主题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个体如果孤立，他将会毁灭”。[3518]主角博格“被迫生活在蒸汽和电气时代快节奏的生活中”，变成了一个现代人，精神错乱，满是“坏死神经”。斯特林堡说，这些是生活中日益增长的“活力”（压力）的症状，它使人们日益“敏感”（心理疾病）。它的结果是“创造出一个新的种族，至少是一种新型的人类”。[3519]后来，在他四十多岁崩溃（他称之为“地狱危机”）之后所写的剧作里，他对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到大马士革去》《一出梦的戏剧》）。一位评论家称其为“一个确定的内心现实，不符合内心逻辑的逻辑感和不全受意识控制的这些最高力量的认识（个人内在和外在）”。他对新的舞台技术怀有浓厚的兴趣，创造了“表现派”戏剧。[3520]在《到大马士革去》中，我们甚至不清楚那些无名的角色是否是个角色，或是代表心理或情感状态的心理原型，就像艾伦伯格的“原始现象”。就像斯特林堡自己所言：“人物分裂、双重、多重；他们蒸发、结晶、分散、聚合。但是唯一的意识控制着他们；做梦人的意识。”[3521]（这可能是霍夫曼斯塔尔所说的脱落。）这部戏剧与《穿越公海》极为不同：在这部戏剧里，斯特林堡说，关于信仰，科学对我们无可奉告，理智在最根本的生活谜团面前无能为力。“梦为显然的随意——混合、转化、分解——提供了赋予其形式的方法。”“有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媒介：半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一切来得容易，仅有一点点的计划和计算……但是它不是要命令我，也不是要取悦我。”[3522]里尔克对于《杜伊诺哀歌》的“到来”说了大致相同的话，毕加索说非洲面具在他的艺术中扮演“调解人”的角色。[3523]

斯特林堡身上还纠缠着许多其他事情。他的实验主义（换句话说，他对传统的不满），他崩溃后远离科学，他对非理性的痴迷（梦、无意识、后达尔文世界中固执的宗教信仰）所有这些标志着他是现代主义的典范，是从各方面施加在个人身上的许多力量的焦点。尤金·奥尼尔说斯特林堡“是我们现在戏剧所有现代性的引路人……”就像詹姆斯·弗莱彻和詹姆斯·麦克法兰所说，他是时代独特的传感器。[3524]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莱蒙托夫，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同斯特林堡和易卜生一样，关注剧烈的内在生活。对于约翰·韦恩·布罗所谓的“难以捉摸的自我”，一些最独到的探索是俄罗斯人做的，这或许是因为俄罗斯与其他的欧洲国家相比十分落后，那里的作家地位较低，没有根基。[3525]屠格涅夫甚至使用了“多余人”这一术语（《多余人的日记》，1850），多余是因为主人公饱受自我意识的折磨以致没有多大的成就，“用言语和自省打发生活”。[3526]屠格涅夫写于1856年的以主人公命名的小说中的鲁丁、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1866）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群魔》（1872）中的斯塔夫罗金、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1869）中的皮埃尔和《安娜·卡列尼娜》（1877）中的列文都尝试通过犯罪、浪漫的爱情、宗教或革命性的活动摆脱衰弱的自我意识。[3527]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走得更远，在《地下室手记》（1864）中，他研究了一个小官员的生活——如果算得上生活的话，他继承了一笔数额不大的遗产，退休后，过起了隐士生活。这个故事事实上是在讨论意识、性格和自我。尽管在某个阶段，这位官员被描述成凶狠、报复心重和恶毒的角色，但在其他的时候，他则具有完全相反的品质。人物个性的不一致性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着力点。小官员最后坦白道：“事实上，我什么都不是。”他没有个性，他只有面具，在这副面具之下仅有其他的面具。[3528]

这与威廉·詹姆斯和奥利弗·温德尔的实用主义的相关性显而易见。人的内心不存在所谓连续一贯的个性。人们在不同的场合随机表现，不能保证自己的一致性：事实上，如果机会规律有任何指导作用，那么，行为将会按照一个标准的分布变化。从那里，我们汲取了我们能够汲取的关于自身的知识。但是俄罗斯作家更倾向于说，我们“仅仅是为了获得某种身份”而做出了随意的选择。[3529]甚至普鲁斯特也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他在巨著《追忆似水年华》中，探索了人物性格随时间变化表现出的不稳定性。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不仅不可预知，甚至令人不安地表现出矛盾的性格特点。[3530]

最后是尼采（1844—1900）。通常，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哲学家，尽管他自己声称心理学在科学中占据了领先位置。“目前，所有的心理学都被卡在道德偏见和恐惧之中；不敢向深处探究……因此敢于‘做出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