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十字架的敌人：灵魂的终结

情绪在普通人当中不断增长，正如恩格斯十年前在英国注意到的一样。

在学校的世俗化上，法国的反教权主义在这个世纪最后十年进入高潮。对罗马教廷来说，失去学校对其影响力是致命的一击。[3435]这就是为什么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许多天主教大学在欧洲大陆建立，这是教会弥补其损失的一些努力。但这只是开创了一个新的战场：神父和教师现在彼此对立。

教师们赢了。他们由第三共和国的新教育部长儒勒·费里领导。正如在他之前的奥古斯特·孔德一样，费里也相信神学和玄学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实证科学将成为新秩序的基础。费里宣称：“我的目标是组建一个没有上帝、没有国王的社会。”为了这一目标，他开除了十万多名信教的教师。[3436]

罗马教廷通过在巴黎、里昂、里尔、昂热和图卢兹建立天主教学院，回应了这一最新动向。每一个学院都有一个独立于国立大学的神学系，其任务是发展自己的学术，与科学界和《圣经》史学界正发生的一切做斗争。莱斯特·库尔茨阐述了罗马教廷的思想。[3437]“首先，它在经院神学的范围内定义了天主教的正统，从而系统、逻辑地回应了现代学术的探索性问题。其次，它详细阐述了教皇权威和教权（教会的教诲权威）的教义，宣称只有教会及其领导阶层从耶稣的使徒那里继承了在宗教事务上的权威。最后，通过塑造离经叛道的内部人员的异端阴谋的形象，它以天主教正统不是什么的方式定义了它是什么。”[3438]教会现在渐渐认识到一个“异端”的新时代，主要在保守的天主教出版物中加以陈述（尤其是耶稣会的出版物：罗马的《天主教文明》和巴黎的《真理》）。也有一系列教皇教谕（1864年的《谬说要录》；1879年的《永恒之父》；1893年的《上智者天主》），之后是谴责美国主义的《见证仁慈》（1899），最后一个是对现代主义发起的全面抨击，《可悲》（1907）。

罗马教廷所有这些教谕和谴责的方式中有一个致命错误：教会将抨击它的人描述为有阴谋的组织，企图破坏其等级制度，同时又假装成教会的朋友。[3439]这样在低估反对派的同时也对他们屈尊俯就。罗马教廷真正的敌人是新思想气候中权威的性质。罗马教廷自始至终强调它的传统权威、它的历史性、使徒统绪。[3440]这些思想在教皇无谬论的教义中走向极端。教皇无谬论最初在1870年的首届梵蒂冈会议上宣布。19世纪天主教在很多方面与12世纪的天主教相似，特别是，它由两位任期很长的教皇统治，即庇护九世（1846—1878）和他的继承者利奥十三世（1878—1903）。令人惊讶的是，在民主政体和共和国在世界各地纷纷形成的时候，这两位教皇力图在教会内外复兴君主专制理论。在他的《谬误纲要》通谕中，庇护九世追溯到博尼法斯八世在1302年发布的教皇诏书《一圣教谕》（见第16章）。换句话说，他力图复兴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教皇权威这一中世纪概念。在《见证仁慈》中，利奥十三世抨击美国主义，排除了教会中存在民主的可能，认为只有绝对权威才能防范异端邪说。[3441]

在这些情况下，随着意大利对独立和统一的渴望危及教皇国，反教权主义在意大利愈演愈烈。这是促成教皇庇护九世发表使徒信的重要背景因素之一，该信提议召开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3442]政治动荡意味着该会议几乎不会有进展。当取得进展时，它将面临重新建立教会等级制度的问题，而尝试这么做则产生了两个著名的论断。第一个是这样的：“基督教会不是一个所有信徒都享有相同权利的平等团体。”相反，一些信徒被“上帝赋予了权力……得以神圣化、行使教诲和统治”。第二，也是最著名的论断：“我们教授并将定义以下为神启教理：当罗马教皇行使宗座权威，即行使全部基督徒的牧首和神学家的职权时，他可以凭借他至高无上的使徒权威，界定一种为普世教会所共有的同信仰或道德有关的教义。凭借神佑彼得允诺的神助，罗马教皇永无谬误，由此，神圣的救世主期望他的教会拥有界定同信仰或道德有关的教义的权利。”[3443]

因此教皇无谬误的教义第一次成为天主教徒的一条信仰。[3444]这具有很大的风险，因为至少从14世纪起它就遭到反对。罗马教廷可能已经感觉到，随着19世纪伟大的旅行和通信革命，它将比中世纪更能有效地发挥权威。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除了教皇永无谬误教义之外，利奥十三世在1879年还发布了《永恒之父》。在这个通谕中，他认为圣托马斯·阿奎那是现代天主教思想的重要导师。这和庇护九世的《谬误纲要》谕令一样，隐含了回归中世纪时期的前启蒙运动、前宗教改革和前文艺复兴的思想。经院神学因其前科学性和冥想性而著称，是将基督教和其他思想形式结合的一种尝试。它也因其机巧而非广泛赞同的真理而闻名。[3445]事实上，天主教的思想主要在耶稣会神学家的手里再一次成为一个封闭的、自我指称的循环体系。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以《公教文明》为中心的团体。这份刊物于1849年在教皇的命令下创建而成，是对1848年事件的回应。[3446]这些托马斯主义者（其中佩鲁贾的主教焦阿基诺·佩契，也即后来的利奥十三世，是领袖人物）顽固反对现代思想的发展。他们坚持认为应该“毫无例外地”摒弃现代思想。

这种新托马斯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它拒绝任何进化、变化的思想。它追溯到12世纪以前，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追溯到经院思想所确立的永恒真理思想。《永恒之父》之后，主教们被命令只能任命那些受“圣托马斯智慧”指导的人为教师和神父。[3447]每当新科学与神启教义发生矛盾时，他们的目标都是要表明新科学事实上是“错误的”。这就是“教皇无谬论”在起作用，但除此之外，教权的教义也重新被引入，重新被定义。它试图通过使天主教世界最重要的大学（格列高列大学）变成托马斯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这一举措来实现。这一尝试被莱斯特·库尔茨称为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为了改变大学里的权力均衡，确保其符合新的教皇正统，教廷做出了一系列重要任命，比以前更注重保存他们认为仍然有效的旧思想，而不是发现新思想。[3448]

利奥十三世似乎嫌这一切还不够，1893年，他发布旨在囊括《圣经》新学术的《上智者天主》谕令。这一谕令在达尔文之后三十多年、施特劳斯和赖尔之后近六十年声称，“世俗的科学”不能实现“对神圣作品的有益理解”。谕令反复强调，智慧来自上天。当然，在这些事务上，教皇绝无谬误。教皇的文件驳斥了对《圣经》存在伪造和错误之处的指责，并指出，科学“离最终真理如此遥远，以至于他们（科学家）必须永远不断地改善并补充它”。[3449]

而另一个压制有关《圣经》问题讨论的方式来自利奥十三世在1902年任命的《圣经》委员会。在《警醒注意》这一使徒信中，他宣布委员会要由有学识的人组成，他们的责任是以“我们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方式解读神圣的文本，因此这一解读“不仅不能有任何错误，而且不能有任何造次”。[3450]利奥十三世阻止新思潮的最后尝试是他谴责“美国主义”为异端的使徒信——《见证仁慈》。这一突出的行为反映出民主制和君主制之间的内在斗争以及欧洲一些保守天主教徒的观点。他们认为，美国天主教精英因为支持“自由主义者、进化论者……以及始终谈论自由、对个人的尊重、进取心、自然美德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