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十字架的敌人：灵魂的终结

对我们时代的同情，而削弱了教会的力量”，他们是有罪的。[3451]在《见证仁慈》中，教皇声明了他对美国人的“热爱”，但他的主要目的是“指出一些要避免和纠正的事”。他说使天主教适应现代世界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因为“天主教的信仰不是一种人类能详细阐述的哲学理论，而是一种既要忠诚捍卫又要毫无错误地声明的神圣宝藏”。他同样坚持认为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威之间存在根本的不同：教会的权威来自上帝且不容置疑，而政治权威来自人们。[3452]

19世纪是赖尔、达尔文、施特劳斯、孔德、马克思、斯宾塞、凯莱特、麦克斯韦和许多其他人的世纪。在这个世纪末，罗马教廷面临的困境是，留住教徒的策略无法吸引那些已经脱离教会的人，而只能起维持作用。1903年，当庇护十世登上教皇的宝座时，他坚信“基督十字架的敌人的数量在最近大量增长”。他说他相信只有信徒才可以“站在秩序的一边，有能力在这场动荡中恢复秩序”。[3453]因此他自己承担这项责任，以新的活力继续利奥十三世与现代主义的斗争。在他1907年的《可悲》谕令中，他谴责了现代主义的65个具体议题，包括对《圣经》的批评，并重新主张信仰的奥秘原则这一教义。禁书书目上也出现了更多的书，高级教士候选人必须宣誓对教皇忠诚，宣誓的内容要求摒弃现代主义的思想。《可悲》再一次用这句著名的话重申教理的作用：“信仰是在意志影响下的一种思想行为。”[3454]

世界上虔诚的天主教徒对罗马教廷经过严密论证的论断和坚定的立场充满感激。到1907年，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纷至沓来——电子、量子、无意识，以及最重要的可能是基因，它解释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如何得以发生。在一个变化万端的世界有一个可以倚赖的精神支柱是有帮助的。然而，在天主教之外，很少有人在倾听。当罗马教廷与现代主义危机较劲时，艺术领域里一场更为广泛的运动，也叫现代主义，标志着后浪漫主义、后工业革命、后法国大革命以及后美国内战的思想最终到来。正如尼采所预见的，上帝的死会释放出新的力量。这位牧师之子写道：“基督教一心要发现世界是坏的、丑陋的，而且基督教使它变坏、变丑陋。”他认为民族主义会成为一种新力量，他是对的。但其他力量也在填充这个正被创造的真空。其中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它对来世有另一种理解。第二个是所谓的科学心理学——弗洛伊德主义，它对灵魂有新的理解。

我们在第29章关于东方的文艺复兴中看到，伊斯兰教世界和西方的关系至少可以说掺杂了一种傲慢，伊斯兰教没有什么需要向欧洲学习。随着欧洲的成就越过宗教界限，这种傲慢后来有所缓和。但这一隔阂真正开始结束是随着以土耳其为中心并在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达到鼎盛的奥斯曼帝国的衰弱。这是关键性的，因为这场战争是历史上基督教军队和伊斯兰教军队第一次真正的联合，当时土耳其和法国、英国联合起来对付俄国。这次比平常都要亲密的合作使穆斯林发现，他们有许多要向欧洲学习并获益的地方，不仅仅关于武器和战斗以及一直以来吸引他们的医学，还有其他各行各业。

这种新态度首先出现在土耳其，那里出现了一场叫作“改革”的运动。[3455]土耳其成立了一个最高改革委员会，并按照法国模式重新组织，伊斯兰教法仅限于家庭法。征税代替了包税制，人们变成了“臣民”。这里重要的人物是纳米克·凯末尔（1840—1888）。他编辑了一份叫作《自由》的刊物，目标是自由地追求科技成果、新闻自由、分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重新解读《古兰经》以使其与议会民主制相一致。纳米克·凯末尔最重要的观点是，并不是所有一切都由真主预先决定。依沙克·埃芬迪被任命为帝国军事工程学校的首席指导。他在1834年出版了四卷《数学大全》，该书基于西方资料，为穆斯林世界引进了许多现代科学成果。十二年后，库德西·埃芬迪撰写了《天体的秘密》，书中竭力调和哥白尼体系与伊斯兰教。1839年，36名学生从军事和工程学校被选拔出来去巴黎、伦敦和维也纳学习。1845年，临时教育委员会开始考虑“公众教育”这个概念。1848年，第一本土耳其语现代化学书出版。1865年，第一本土耳其语现代生物书出版。按照西方模式建造的工厂始于19世纪60年代。1867年，一所平民医学院在伊斯坦布尔建成。两年后，这所大学开始招生。1874至1875年间，这所大学开始授课，设有文学院、法学院和以法国桥梁和道路学校为蓝本的土木工程学院，而没有原本计划成立的科学院。一个类似于法兰西学院的学术机构在1851年开始酝酿。1866年，成立了一个翻译委员会。公制在1869年被采用。当巴斯德在1885年发现狂犬病疫苗时，土耳其派了一个医生代表团去巴黎学习这一新知识并授予这个伟大的人一枚土耳其奖章。[3456]

马尔科姆·可汗（1844—1908）是与纳米克·凯末尔同时代的伊朗人。他在巴黎上学，受奥古斯特·孔德的影响很大。他写了一本名为《改革之书》的书，书中他提倡分权、世俗法和人权法案。他编辑了一份叫作《法律》的报纸，在上面提议设立两个议会，一个是大众议会，一个是学者议会。和这两个人同时代的还有哈耶尔·丁·图尼西（1822—1890）。他是突尼斯人，曾在巴黎学习。他对21个欧洲国家及其政治体系进行了一项调查，就像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所做的调查一样。他认为，穆斯林拒绝接受他人所取得的成就，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是穆斯林，这是错误的。他建议伊斯兰教世界应该学习欧洲所提供的“最好的东西”。[3457]

这个时期，伊斯兰世界总共出现了50多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们为伊斯兰教的现代化努力着。这些人中有埃及的卡西姆·阿敏、阿富汗的马哈茂德·塔尔齐、印度的赛义德·可汗、爪哇的阿赫默德·达赫兰和中国的王静斋。但最有影响力的三位伊斯兰教现代主义者（他们的名字本应在西方更广为人知）是：伊朗的赛义德·贾迈勒丁·阿富汗尼（1838—1897）、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卜杜（1849—1905）以及生于黎巴嫩但成年后一直居住在埃及的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1865—1935）。

阿富汗尼的主要观点是，欧洲的成功基本上来源于两方面：科学和法律。他认为这些都源自古希腊和古印度。他说：“科学没有尽头也没有限制，科学主宰世界。”（这是他在1882年说的。）“除了科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世界都没有其他主宰。”“英国人已经到达阿富汗，法国人已占领突尼斯。事实上，这种侵占、侵略和征服不是来自法国或英国，而是科学在各地显示其伟大和力量。”阿富汗尼希望伊斯兰教的处境得到重新考虑。他认为“思想是历史变化的动力”，并且他说伊斯兰教世界需要宗教改革。他嘲笑乌理玛（即当时的宗教学者），他们熟读经书，却不知道电的起因或蒸汽机的原理。他问道，这些人如何能自称“圣人”？他将乌理玛比作灯芯很短的灯，“既不能照亮周围也不能给他人带来光明”。阿富汗尼在法国和俄国求过学。当他在巴黎时，他与埃内斯特·勒南关系很好。阿富汗尼明确地说，宗教人士就像是套在犁上的牛，“被教理束缚，成为教理的奴隶”，必须永远走在先前犁好的犁沟里。他将巴格达辉煌时代的结束归咎于伊斯兰教，认为神学院抑制了科学。他希望有一种非教条的哲学，鼓励科学探索。

穆罕默德·阿卜杜也在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