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十字架的敌人：灵魂的终结

斯特·海克尔，他于1862年发表了《自然创造史》。这是一篇支持达尔文的通俗易懂的论战檄文，正好在《物种起源》之后三年发表，并且清楚地说出了它的含意。这部作品到19世纪末再版了九次，被翻译成十二种语言。1900年，英译本《宇宙之谜》是对新宇宙学的解读，德文和英文版本均售出了10万册。[3420]海克尔的作品比达尔文的作品受到更广泛的阅读，并且在一段时期内变得同样出名，人们成群结队地去听他演讲。[3421]

另一位普及者埃内斯特·勒南为施特劳斯做了海克尔为达尔文所做的事情，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变得同样出名。起初，他注定要成为神父，但是他失去了信仰，转而将新的信念投入到几部作品中，其中《耶稣传》（1863）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作品。[3422]虽然他在不同的时期说了不同的观点，但似乎正是对历史的研究摧毁了勒南的信仰，并且他关于耶稣的作品也对他人产生了同样的影响。[3423]这本书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影响力，部分原因是它那优雅的法文，还因为它将耶稣看作一位历史人物，否认他的超自然行为，清晰地呈现了对其神性产生怀疑的学术研究，同时也以同情的角度把耶稣描绘出“至高的人性”，他的天赋和道德教义改变了世界。勒南对耶稣的明显同情似乎使他强调的缺点更容易被人接受。同时，他解除了对教会、教义、圣礼和教条的需求。和孔德一样，勒南认为实证主义可以成为新信仰的基础。[3424]他强调，耶稣是一位道德领袖、一位伟人，但绝不是神，存在于19世纪的组织化宗教与他毫无关系。这是一种宗教形式，是伦理人文主义，是很多在新大学接受过教育的人可以接受的。他的做法有时相当不寻常。“神性也会间断地中止；一个人不可能在一生中时时刻刻都是上帝之子。”这有点像回到了希腊的观点：神是半英雄半人。勒南的作品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与自然神论在17、18世纪具有吸引力的原因相同：它促使人们失去对超自然实体的信仰，却又不完全失去信仰。大多数人不可能只需一步便从信仰转变为不信仰。勒南的《耶稣传》是19世纪里以法文出版的最著名的书，它在英国也引起了轰动。

除了勒南提供的令人同情的画面外，就其基本的文献证据而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基督教不可靠根基的揭露。例如，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读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意识到《新约》的历史“无法承受信仰力图建立于其上的重量”，并且很多人都经历了类似的反应。[3425]

一个使19世纪世俗化争论不同于16、17世纪争论的新因素涉及了修正后“教条”的概念。起初，“教条”指的是对信仰、学说的肯定，也就是说，它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一点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以至到启蒙时代时，“教条式”成为“无知的、不接受真理的代名词”。[3426]这是一次重要的转变，因为尽管天主教会统治集团绝不缺乏与异端教条做斗争的经验，但“教条”概念本身现在受到了攻击。实证科学的成功方法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并且越来越被用作抨击教会的工具。现在听起来有点怪诞但是当时特有的一个组织是相互尸检协会。这一群人（主要是人类学家）非常关注对灵魂不存在的证明，以致他们都将自己的尸体遗赠给该协会，以便解剖和检查，目的是消灭有关灵魂居所的思想。他们举行宴会，宴会上的食物盛在史前的陶器里，或人的腔体内，有一次是盛在长颈鹿的头骨中，目的是强调人的骸骨没有什么特别，它们与动物骸骨没有什么不同。正如詹妮弗·迈克尔·赫克特在其关于灵魂终结的著作中指出的，一位人类学家写道：“为了维护道德和法律基础，我们验证了很多体系。说实话，这些努力不过是不现实的想法……良知不过是本能的一个特殊方面，而本能不过是承袭的习惯……没有独立的灵魂，没有不朽，没有来世的威胁，就不再有任何惩罚。”[3427]

在这些情况下，天主教会的反应通常是不情愿的。这本身就成了一个问题，成了反教权主义发展的一个因素。反教权主义也是世俗化的另一个方面，至少对喧闹的少数人而言。查德威克说，在英国，它于1864年5月第一次出现在《星期六评论》上，批评罗马教廷在现代科学进步面前的软弱无能，尤其是到那时伽利略的发现和见解已有数百年历史。这样，教权主义成为蒙昧主义和行政妨碍的同义词，并且从罗马天主教会扩大至所有的教会以及它们对现代思想，包括政治思想的反对立场。[3428]在各地受教育的天主教徒中，有些人对罗马教廷的反现代立场感到遗憾，但在意大利，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1848年，即整个欧洲发生革命的年份，意大利发动了反抗奥地利的解放斗争。这使教皇庇护九世处于两难境地。罗马教廷会站在哪一边呢？意大利和奥地利都是教会之子。那年4月底，庇护九世宣布，“作为最高牧首”，他不能对任何天主教徒宣战。对于很多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而言，这是无法容忍的，因此他们转而反对罗马教廷。这是反教权主义第一次在意大利出现。

在法国，反教权主义对国教造成了严重破坏。除了抨击教会权威外（施特劳斯、达尔文、勒南、海克尔），在法国，天主教神职人员都被整个驱逐出高等教育机构，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对年轻人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小。[3429]18世纪的法国主教几乎都是贵族出身，法国教会正为此付出代价。受法国大革命的破坏，法国教会如此大幅度地改变立场，迫使教皇将整个法国教阶绝罚，并拒绝任命任何新主教。法国教会因此脱离罗马一段时间，但这对减少反教权主义情绪影响不大，因为对许多普通人来说，现在的罗马比以前更遥远了。[3430]

更复杂的转折是法国试图使教会与大革命的目标妥协。这些都是由费利西泰·德·拉梅内领导的，他是一位神父，但更是一个极力献身于世俗教育机构的人。他创办了一份叫《未来》的日报，宣传宗教自由、教育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普选权和地方分权。这非常现代，而且太现代了。《未来》的宗旨太有争议了，几次停刊后，教皇甚至发布《对你们感到惊异》的通谕，专门谴责这份报纸。[3431]拉梅内两年后发表《一位信徒的话》作为回应，从宗教立场抨击资本主义，并呼吁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要求“上帝赋予他们的权利”。这引起另一篇教皇通谕《我们独特的》，该通谕将《一个信徒的话》批判为“内容空洞却极其邪恶”，称它正散播“引起混乱并与上帝的话截然相反”的错误思想。格列高利十六世最后要求各地的天主教徒要服从“正当的权威”。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却招致适得其反的结果，因为它出现后不久就爆发了1848年的革命，革命复活了法国天主教徒中的共和主义。有史以来第一次，教会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似乎同情革命。[3432]

庇护九世原本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在五十五岁时被选为教皇。对教皇的职位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年纪），但和其他意大利人一样，1848年的事件改变了他。“在抛弃了所有的自由主义之后”，庇护九世授权三位枢机主教不受约束地在罗马重建绝对权威。[3433]然而，由于伴随这一举措的是更大政治舞台上传统权威的普遍丧失（例如，意大利对奥地利的独立之战，德国统一），这只会引起反教权主义的新浪潮。1857年，在《包法利夫人》一书中，福楼拜描述了一个大多数时候反对教权的民族，尽管他们的孩子都被施洗礼，并且他们一如既往地接受神父执行的临终圣礼。[3434]在法国，对宗教的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