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十字架的敌人：灵魂的终结

开始，此时，人们开始越来越支持政府干预作为一种改善公共福利的方式。[3400]“自此以后，自由更多地是从社会而不是从个人角度来理解的；自由更多的是作为负责的社会生活的一个品质，而不是作为不受限制的自由，在这种生活中所有人都有机会分享自由。”[3401]

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使马克思主义更具吸引力，包括它的基本思想——宗教是不真实的，这成为世俗化的又一个因素。[3402]当然，马克思对宗教长期流行的解释是，它是社会生活疾病的一个征兆。“它使病人忍受本来无法忍受的痛苦……”[3403]他说，宗教是资本主义社会使大众安于现状所必需的：通过给大众提供来世的某种东西，他们就会更容易接受现世的命运。[3404]基督教，大多数宗教，都承认社会中的现有划分，“安慰”一无所有者，说他们的不幸是对他们罪恶的公正惩罚，或是一场磨难，对它的回应会令人变得高贵、催人奋进。马克思主义变得重要，不仅因为19世纪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对共产国际的影响、德国社会主义者、俄国革命党的发展），这些事件似乎证实它所说的是真实的，还因为它也提供了一种关于来世的说法：革命，之后世界会恢复正义和福佑。查德威克认为，通过提供一个世俗的来世，马克思主义生产出一种出乎意料的副产品：社会主义和无神论联系起来，并且宗教得到了政治化。

但是马克思并不是孤独的，绝对不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写道：“几乎人人都对宗教全然漠视，或最多是自然神论的某个迹象因未充分发展而仅仅成为空话，或是对异教徒、无神论者等词语不明确的恐惧……”[3405]彻底的无神论者并不常见，但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在英国各地出现了第一批“世俗团体”。很矛盾的是，这些团体有清教徒倾向，其中很多团体都与禁酒运动有关。这大约在1883至1885年间达到了顶峰，其中一个原因是无神论者获得了议会席位的权力。[3406]

创造一个更世俗化世界的另一个一般因素是城市化自身。德国和法国的统计资料显示，去教堂做礼拜的人数在数十年内下降了，大城镇中人数减少得更多，并且授予神职的次数同时也在下降。[3407]这可能无非是组织化宗教的一个组织失误，但很重要，因为它说明教会无力迅速使自己适应城镇。“巴黎的人口在1861至1905年间几乎翻了一番，教区的数量大约上升了33%，神父的数量大约上升了30%。”[3408]

我们现在对启蒙运动所持的观点——启蒙运动是“一件好事”，向前迈进了一步，是现代世界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并不是19世纪的观点。[3409]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看来，启蒙运动是以断头台和恐怖统治告终的时代。托马斯·卡莱尔只不过是认为伏尔泰及其自然神论是“可鄙的”人中的一个而已。对他而言，拿破仑是最后一位伟人，并且卡莱尔为其父亲“从未怀疑过”而感到自豪。[3410]在整个拿破仑时代，以及一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人们认为启蒙运动是思想的尸体、死胡同，是具有破坏性的时代，这个时代推翻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文明群体在思想上和物质上的里程碑”。[3411]

这些观点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发生变化。实际上，英语单词Enlightenment第一次用来表示“启蒙”（Aufklärung）可追溯到1865年，出现在J.H.斯特林关于黑格尔的一本书中。但即使在这里，这个词也是贬义的。直到1889年，它才在爱德华·开尔德对康德的研究中获得了完全正面的意义，该研究第一次使用了“启蒙时代”这个短语。[3412]但是，真正将启蒙运动及其世俗价值观从它们所在的消极意义领域解救出来的是约翰·莫利，他是期刊《双周评论》的记者。正是莫利（他也是一位国会议员）意识到，启蒙运动者概括了英国对1789年暴行的反应，并且浪漫主义者对内心生活的热爱与他所称的一种市侩形式结合起来，目的是模糊18世纪的真正成就。受到刺激后，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因为他看到在自己的周围，教会正试图扼杀实证科学。[3413]

法国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法国有一位与卡莱尔相当的人物，叫约瑟夫·德·梅斯特，他写道：“称赞伏尔泰是堕落心灵的标志，如果有人为他的作品所吸引，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上帝不爱这种人。”[3414]尽管拿破仑对教会态度反复无常，但据说他命令其御用文人攻击伏尔泰。

接着出现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19世纪40年代初期，米什莱与一群朋友一起（其中有维克多·雨果和拉马丁）抨击了教会。他说，天主教的偏狭是不可宽恕的，独身是“违反自然”的罪恶，告解是对隐私的滥用，耶稣会士是阴险的操纵者。这些猛烈的抨击是在法兰西学院的一系列言辞激烈的讲座中发表的。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他攻击的焦点不是科学而是伦理学。当然，这具有讽刺意义，因为伏尔泰一直强烈反对他自己引发的那种狂热。米什莱“以正义和自由的名义”不断攻击教会，并且正是由于这些抨击，伏尔泰才成为法国一场凶险的思想论战的焦点。[3415]例如，路易·拿破仑1851年登基时，伏尔泰和卢梭的书在各地的图书馆被迫下架。又如，一位本来受人尊敬的学者，在编辑伏尔泰的文章时，警告读者，伏尔泰“造成了”1789年革命和1793年的恐怖统治。[3416]事情在1885年发展到紧急关头，此时巴黎开始有传言称，伏尔泰和卢梭的遗骸都不在先贤祠中，这是它们本应该所在的地方，是杰出人物的安息地。[3417]据称，1814年，一群保王党由于无法忍受神圣之地上的这些遗骸，在深夜将尸骨移走并扔在荒地里。除了间接证据外，这传言并没有任何其他依据，但是人们普遍相信这些传言，这激怒了伏尔泰的支持者，以至于在1897年一个政府委员会被指定对此进行调查。调查甚至重新掘开坟墓，检验遗骸，最后宣布它们是伏尔泰和卢梭的遗骸。[3418]人们最终意识到，这样的争论走得太远了，尸骨被重新埋葬在属于它们的地方。经过这件多方面都令人尴尬的事件后，关于启蒙运动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多少变成了现在我们所持的观点。

正如我们看到的，乔治·艾略特的信仰受到了大卫·施特劳斯的著作《耶稣传》的影响，但她并不是个完全的典型。更常见的反应是瑞士人的反应，他们的示威暴乱使施特劳斯甚至还未开始就任，便被解除了教授职位。很多我们现在认为使宗教信仰衰落的19世纪的重要书籍，通常没有对大多数人直接起作用。公众没有阅读赖尔、施特劳斯或达尔文的作品。然而，他们的确阅读了一些普及作品：卡尔·沃格特关于达尔文、雅各布·摩莱肖特关于施特劳斯、路德维希·毕希纳关于新物理学和新细胞生物学的作品。人们阅读这些人的作品，因为他们比达尔文或赖尔走得更远。无论《物种起源》抑或《地质学原理》，其本身并没有抨击宗教。虽然含有这个意思，但是普及者为更多读者解读了这些作品并且清楚地说明了这些含意。欧文·查德威克说：“与物理学或生物学相比，宗教更是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公众对科学与宗教的对抗比对科学本身更感兴趣。”正是这些普及者使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注意到，现在对世界有了其他的解释。他们并没有立刻说所有宗教都是错误的，但他们的确使《圣经》的准确性、精确性和可信度受到了严重质疑。[3419]

最伟大的普及者是德意志人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