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十字架的敌人：灵魂的终结

1842年，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再也不去教堂了。她很早就开始质疑基督教。她深受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著作《耶稣传》的影响。如我们所见，该著作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在德意志出版，并且被她翻译成了英文。在她痛苦的译文中，施特劳斯得出结论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说是确定发生了的，并且在基督教信仰赖以立基的一切当中，可以更加肯定的是，有关耶稣行为和命运的神迹以及超自然事件并没有发生。”[3380]同样地，1836年，丁尼生读赖尔的《地质学原理》时，像当时很多人一样，对赖尔关于化石证据的解释感到困扰：“地球上的居民，与它的其他所有构成一样，都在变化。不仅个体，连整个物种都会死亡。”[3381]

作家A.N.威尔逊探讨了19世纪许多人（有名人也有普通人）心中那种令人痛心的、缓慢的，但不可阻挡的信仰丧失感。他对艾略特、丁尼生、哈代、卡莱尔、斯温伯恩、詹姆斯·安东尼·佛罗德、阿瑟·克拉夫、托尔斯泰、赫伯特·斯宾塞、塞缪尔·巴特勒、约翰·罗斯金和爱德蒙·高斯的研究证实了别人所说的话：信仰的丧失、“上帝已死”不仅是思想上的一个变化，也是一种情感转变。专门的书籍和论述产生了影响，但是整个舆论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件又一件事情（往往大相径庭）累积起来的令人不安的影响。[3382]1874年，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向189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发放了一份问卷，询问他们的宗教信仰，收到的答案让他感到惊讶。70%的会员称自己是国教成员，而一些会员说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其他很多人是不信奉国教者——卫理公会教徒、天主教徒或其他有组织教会的成员。问卷还问到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否曾以任何方式妨碍了他们的科学事业，近90%的会员回答说“根本没有”。[3383]直到1874年依然信仰上帝的会员包括：迈克尔·法拉第、约翰·赫歇尔、詹姆斯·焦耳、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和威廉·汤姆森（开尔文勋爵）。威尔逊指出，关于信仰的丧失，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原因。有些人比其他人更相信上帝已死，而“有些人却能同时做到既反上帝又反科学”。[3384]

同16、17世纪关于不信仰的思想论战（比方说，《圣经》字面真理所引起的疑问，或神迹的不真实性）不同，19世纪的信徒必须解决更多的问题。威尔逊发现，这种氛围变化始于18世纪末期。法国启蒙运动哲人的无神论是其中一个因素，但在英国，他说，有两部作品对信仰的破坏比任何其他因素都大。这两本著作分别是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于1776到1788年间分三次出版，和大卫·休谟于1779年（即他去世三年后）出版的《自然宗教对话录》。威尔逊说，吉本并没有提出重要的形而上学或神学观点。[3385]相反，“……吉本在一页页中轻率地展示出对基督教英雄人物及其‘最高理想’的纯粹鄙视，对信仰起了破坏作用。吉本不仅仅是通过反复地、引人发笑地指出基督徒通过个人的邪恶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更确切地说，是通过他的整个态度，他坚决不受基督教对‘文明’的贡献说的影响”。[3386]正是吉本对前基督教文化的“明显智慧”同早期基督徒迷信的、无理性的时代错误和野蛮的不断对比，才对读者产生了这样的影响。[3387]

休谟对“心灵”和宇宙秩序的批判，以及康德认为上帝、灵魂和不朽等概念永远无法得到证实，已在之前的章节中讨论过。[3388]如果这些事情可被称作信仰普遍丧失的“深层背景”，那么还有其他19世纪所特有的因素。历史学家欧文·查德威克将这些因素分为“社会因素”和“思想因素”，其中包括了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反教权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心态”。

查德威克说，自由主义在19世纪占主导地位。[3389]但是他承认，它是一个千变万化的词语，其本意仅仅是自由、不受约束。在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它被用来表示过于自由、放纵或无政府状态。这是约翰·亨利·纽曼等人在19世纪中期对它的理解。但是自由主义，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在很大程度起因于基督教。通过用宗教来划分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最终产生了宽容，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基督教一直追求的是内心的宗教，而不仅仅是宗教仪式的举行。它对个人良知的敬畏，（查德威克说）最终并且不可避免地会削弱纯粹遵奉国教的渴望。“基督徒的良知［因此］是一种使欧洲‘世俗化’的力量；也就是说，允许一个国家有很多宗教或没有宗教。”[3390]

始于信仰自由的东西变成了对自由本身的热爱，自由成为一项权利（我们知道，这是约翰·洛克的贡献，并且是法国大革命的表面原因之一）。直到1860至1890年，它才真正在西欧主要国家得到实现。[3391]查德威克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他在1859年，即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的那一年发表了论文《论自由》。然而，密尔对自由的探究涉及一个他认为的新问题。由于深受孔德的影响，他对可能遭到专制国家威胁的自由不太注意，因为那是一个古老而熟悉的问题。相反，他更关注新生民主国家中多数人对个人或少数人的专制，更关注思想压制。他看到自己周围，“人民”开始掌权，并且预计这些“人民”（常常是过去时代的暴民）会剥夺他人持不同意见的权利。[3392]因此，他着手定义新的自由：“对文明群体中任何一员在违反其意志情况下正当使用权力的唯一目的，是阻止其对他人的伤害。他自己的利益，不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都不能成为充分的正当理由。他不能被正当地强迫去做或不去做某事，仅仅因为别人说这样做对他有好处，会使他更快乐，这样做是明智的或甚至是正当的。”[3393]这比看上去更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一个自由人“有被说服和信服的权力”，这同“一人一票”一样，是民主的一个重要含意。而且，正是这一点将自由主义和世俗化联系起来。密尔的论文最先论证了世俗国家的全部含意。文中没有一点激情，这正是密尔为如何处理事务树立榜样的方式。[3394]

从普通人的一言一行来判断，查德威克发现，至少英国社会正是在1860至1880年变得“世俗化”了。[3395]他说，这可以从当时的回忆录和小说中看出，它们记录了一般人的阅读习惯和会话，并且表明虔诚的信徒越来越愿意与不笃信宗教的人建立友谊，“为他们的真诚向他们表示敬意，而不是谴责他们没有信仰”。[3396]这也可以从新的、销量很大的报纸所起的作用中看出来。[3397]报纸实际上起到了很多作用，其中之一便是引发思想论战，使其两极化，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使很多市民第一次成为政治存在物（因为他们现在是知情的）。这也是一种世俗化的影响，政治取代宗教，成为普通人的主要思想关注点。记者这一新职业的确立几乎与教师同神职人员的分离同时发生。[3398]

随着读写能力的提高和新闻业的响应，关于自由的思想经历了又一次转折。人们发现，经济意义上或适用于良知或舆论的个人自由不同于真正的政治或心理自由。通过报纸，人们比以往更加认识到，工业发展如果被放任不管，只会扩大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以大城市中的贫民窟告终的学说不可能包含一切真理。”[3399]这使自由主义人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事实上，它开始改变自由主义本身的意义。查德威克说，它标志着我们称为集体主义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