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美国精神与现代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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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形成这些观念时，新（经验）心理学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伯克利，爱德华·桑代克把鸡放在一个笼子里。如果鸡啄杆，笼子上的门便会打开。这样，鸡可以走出笼子，获得食物。桑代克观察到“尽管起初有多次明显的非系统（比如随机的）的尝试，最终习得的只有饥饿的鸡的成功行为。”[3345]詹姆斯对此并不吃惊，但这种庸俗的方式的确证实了他的观点。鸡学会了：如果它们啄杆，门会开，有食物作为奖励。詹姆斯更进一步。他说，实际上，鸡相信如果它们啄杆，门就会开。他这样讲：“它们的信念是行动的规则。”他认为这样的规则应用更广泛。“如果我们表现得如同有自由意志，或如同存在上帝，能让我们获得想要的结果，我们就不仅相信这些假设，而且认为它们是实用的，是真理……‘真理’就是被证明有效的信念。”[3346]换句几乎颠覆性的话说，真理并非就“在那里”，它们与“事物本来面目”毫无关联。詹姆斯说，这并非是我们拥有心灵的原因。按照达尔文的解说，心灵具有适应性：它帮助我们获得认可，在思想和行为中保持一致。

最具争议性的是，詹姆斯把他的推理应用于直觉和先天观念。洛克曾说，我们的所有观念均来自感觉经验，但康德坚持认为一些基本的概念，比如因果关系概念，不可能来源于感觉经验，因为我们只能推断因果关系，不能看见。因此，他总结道，这些观念是“固有的，天生的”。[3347]詹姆斯（在大多数地方）与康德持相同观点，认为许多观念是固有的，但他并不认为这些观念是神秘或神圣的。[3348]用达尔文的话来讲，“固有的”观念只是出现后被自然选择的变体。“拥有这些观念的心灵比没有这些观念的心灵更受欢迎。”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些观念在抽象或神学意义上更加接近“真理”，而是它能帮助有机体适应环境。[3349]我们信仰上帝（如果我们真的信仰）的原因是，经验告诉我们信仰会得到回报。人们不再信仰上帝（19世纪，大批人不再信仰上帝，见下章）是因为信仰再无回报。

继皮尔斯和詹姆斯之后，美国第三位实用主义哲学家是约翰·杜威。他是芝加哥大学教授，拖着长长的佛蒙特州腔，戴着无框眼镜，没有一点时尚感。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最成功的实用主义者。和詹姆斯一样，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和信仰，这种哲学应当使人们拥有更加幸福和更富有成效的生活。他自己的生活就极富有成效。通过报纸、流行书籍和同其他哲学家，如伯特兰·罗素和《存在巨链》的作者阿瑟·洛夫乔伊等人之间的论战，杜威通过其他哲学家少用的方式广为人知。[3350]同詹姆斯一样，杜威是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认为科学以及科学方法须融入生活的其他领域。尤其是，他认为科学发现应该应用于儿童教育。对杜威来说，20世纪的开端是一个“民主、科学和个人主义”的时代，这深深影响着教育。那时，人们对儿童的态度变化极快。1909年，瑞典女权主义者爱伦·凯出版了《儿童的世纪》一书，反映了儿童被重新发现的基本观点。“被发现”的意思是儿童童年生活有了新的快乐的可能，并且人们认识到儿童与成人不同，儿童与儿童也不同。[3351]这对于现在的我们不过是常识，但在19世纪，在战胜儿童高死亡率之前，家庭比现在庞大，有许多孩子死去，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像后来那样对儿童在时间、教育和情感方面进行相同的投资。杜威认为这对教学有重大影响。到那时为止，就孩子总体状况来说，在比欧洲更加宽容的美国，教育也被教师的绝对权威所支配。他们对于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怎么样有着固定的观念，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向学生传授知识，传授“对固定真理的思考”的理念。[3352]杜威是改变这种思想方式的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这场运动指向两个方向。他发现，传统的教育观念根源于安逸的贵族社会，此种社会形态正在欧洲迅速消失，在美国从未存在过。现在，教育需要满足民主的需求。第二，同样重要的是，教育需要反映儿童在能力和兴趣方面彼此不同的事实。为使儿童能尽己所能为社会做贡献，教育应少“灌输”教师自认为必要的当然事实，而应多发现每个儿童的能力所在。换句话说，把实用主义应用于教育。

杜威，连同弗洛伊德的观点，无疑对童年重要性的提高产生了影响。个体成长的观念，以及“知识是什么，教育应当寻求什么”的传统专制理念的消退，对许多人来说都是富于解放意义的思想。（杜威坦率的目标是通过教育使社会变得更加“有价值、有爱与和谐”。[3353]）在美国，因为大量的移民和广阔的疆域，新教育培养了许多个人主义者。同时，“成长运动”总是有走得太远的风险：孩子们太独立、太自由。在有些学校，教师认为“儿童不应体验失败”，因此取消了考试和成绩。[3354]

杜威的哲学观与詹姆斯和皮尔斯父子的观点基本吻合。哲学应考虑的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3355]思想和行动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知识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在世界中竭尽所能寻找生存方式，边探寻边学习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行为并非天生。[3356]他觉得，这种方法应该应用于哲学。传统上，人们一直迷恋于心灵和世界的关系。因为这样，著名的哲学难题，即“我们是怎样知道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个错误的问题。杜威用一个类比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梅南强调了这个类比：没有人曾经被同样重要的，比如手和世界的关系问题所严重困扰。“手的功能是帮助有机体适应环境；在手用不上的场合，我们会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脚，或鱼钩，或社论，来适应环境。”[3357]他的观点是，没人为手不“合适”，不能与“世界相连”的场合而担忧。手有用时，我们就用手；脚有用时，我们就用脚；舌头有用时，我们就用舌头。

杜威认为，思想几乎同手一样：它们是对待世界的工具。“思想不比，例如叉子，更具有形而上学的重要地位。当叉子不适用于喝汤时，你不必担心叉子本身的不足，可以换勺子。”思想大致也是如此。我们陷入麻烦，是因为“思想”和“现实”仅存在于抽象概念之中，具有我们在任何概括中发现的所有缺陷。“因此，讨论思想和世界的‘割裂’如同讨论手和环境的‘割裂’、叉子和汤的‘割裂’一样，毫无意义。”“事物……”杜威写道，“是它们所经历的东西。”[3358]据梅南所言，杜威认为哲学从一开始就走入歧途，我们今天之所以到了这个地步很大部分是由古典希腊时期的阶级结构所致。毕达哥拉斯、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均属于有闲的，“养尊处优而又泰然自若的”阶级，故此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而言，他们以生产劳作为代价去歌颂内省与思辨，的确有其用处。杜威认为，自此以后，哲学便一直受困于类似的阶级偏见，这些偏见一如既往地坚持把各种价值观分离开来：稳定压倒变化、必然胜过偶然、艺术优于技术、“心智活动高于手工劳动”。[3359]其结果我们有目共睹。杜威说：“当哲学仍纠缠于那些矫揉造作的难题时，科学已经采用了纯粹的工具主义和实验主义方法，并改变了世界。”实用主义将是哲学得以迎头赶上的必由之路。

实用主义会出现在美国并不让人意外，事实上一点也不意外。黑格尔、拉普拉斯、马尔萨斯、马克思、达尔文和斯宾塞的机械论和唯物主义理论在本质上都是决定论；然而对詹姆斯和杜威而言，宇宙（与美国极为相似）仍在发展中，仍在创造中，是“一个没有任何预知定论的地方，每个问题都经得起杜威所说的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