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应用与滥用

“维持他们生计的是伯特伦在安提瓜岛经营欠佳的地产”。[3247]他说，奥斯丁看得很清楚，要想保住曼斯菲尔德庄园就是要保住与之关系密切（即便不能说是不可避免的关系）的帝国财产。“确保国内宁静与令人心动的和谐的，是他者的生产力和纪律。”[3248]

范妮敬慕的正是这种宁静与和谐。正如她自己是来到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外来者，一个事实上的“舶来品”，安提瓜岛地产生产的、维持曼斯菲尔德庄园宁静的蔗糖也是如此。因此，奥斯丁是在把一种社会观察（旧的血统需要新鲜的血液才能变得更年轻）与政治观点（帝国大多数情况下是看不见的，但是它具有绝对的经济重要性）结合起来。萨义德隐含的观点是，奥斯丁在其人性和艺术之外，含蓄地接受奴隶制以及与之相关的残酷，并且以同样的方式接受殖民地对宗主国的顺从。他引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关于殖民地的话：“它们几乎不被视为国家，而是被恰如其分地看作属于一个更大社会的位置偏远的农业或制造业基地……所有运转的资本都是英国资本，所有的工业都是为英国服务……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很少被看作对外贸易，而更像城镇与乡村的贸易。”[3249]正是萨义德的论证使《曼斯菲尔德庄园》（丰富、思想复杂、杰出的经典代表）所隐藏的东西同它表露的东西变得同等重要，在此意义上，它是其时代的典型。

吉卜林和康拉德都把帝国经历作为其作品的主题，前者体现在《吉姆》（1901），后者体现在《黑暗的心》（1904）、《吉姆老爷》（1900）、《诺斯特罗莫》（1904）。萨义德把《吉姆》描绘成一部“绝对的男性”小说，两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是故事的中心。吉姆是一个男孩（在书中他从十三岁长到十七岁）。故事的重要背景，“大博弈”（政治、外交、战争），用萨义德的话说，被处理成一个大恶作剧。埃德蒙·威尔逊对《吉姆》的著名评论是：“我们看到两个并存的不同世界，彼此都没有真正理解对方……平行线永远不会汇合……吉卜林的这部小说没有生动地表达任何根本冲突，因为他永远也不会面对任何冲突。”[3250]相反，萨义德说：“吉姆的殖民地职务与他对印度伙伴的忠诚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不是因为吉卜林不能面对它，而是因为对吉卜林来说，不存在矛盾。”对吉卜林来说，印度的最好命运就是被英国统治。[3251]吉卜林尊重印度社会的所有群体，从不因之感到困惑；无论是他还是他的性格，从不进行干涉。他说，到19世纪晚期，在印度存在六十一种等级关系，英国人与印度人之间的爱恨关系“源自两个民族同时存在的复杂的等级态度”。[3252]萨义德下结论道：“我们必须把这部小说看作一个累积过程的最后爆发，这个过程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在印度独立前夕，正处于最后时刻：一方面是对印度的监管和控制，一方面是对它每个细节的热爱与神往……今天我们阅读《吉姆》时，我们能看见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在某种意义上被自己对印度的看法所蒙蔽……一个他热爱但无法正当拥有的印度。”[3253]

在所有参与帝国争夺的人中，约瑟夫·康拉德成为背弃“财富四溢”的黑色大陆的人。在不同的商船队当了多年水手后，康拉德决定安定下来，创作小说，他最著名的作品《吉姆老爷》（1900）、《黑暗的心》（1902年以书本形式出版）、《诺斯特罗莫》（1904）和《特务》（1907）汲取了达尔文、尼采和诺尔道的思想，探索20世纪科学、自由乐观主义和科技乐观主义的断裂线以及关于人性的悲观主义。据说，他有一次对H.G.威尔斯说：“威尔斯，我们之间的差别是根本的。你不在乎人类，但是认为他们能够进步。我热爱人类，但是我知道他们不能进步！”[3254]

康拉德的原名是约瑟夫·特奥多尔·康拉德·科热尼奥夫斯基，1857年出生于俄国占领下的波兰，俄国是在对那个总是四分五裂的国家1793年瓜分协定中占领波兰的。（他的出生地目前在乌克兰境内。）他的父亲阿波罗是一个没有土地的贵族，因为他的家族财产在反俄起义之后的1839年被没收。未满十二岁就成为孤儿的康拉德很多时候依赖舅舅塔德乌什的慷慨救济，舅舅每年给他提供资助，并在1894年去世后，留给康拉德一千六百英镑（相当于现在的十万多英镑）。同一年，康拉德的第一本书《阿尔迈耶的愚蠢》（1889）出版，开始使用约瑟夫·康拉德做笔名。从此，他成为一个作家，把自己航海时的经历和听到的故事写成小说。[3255]

在康拉德的舅舅去世之前某段时间，约瑟夫在去波兰的路上在布鲁塞尔逗留，参加比利时上刚果贸易有限公司的一个职位面试。这是一次决定命运的面试，带来了他在1890年6月到12月之间在比属刚果的经历，并导致了十年之后《黑暗的心》的产生。在那十年间，刚果始终隐藏在他的心中，随时等待触发，形成文字。这一契机来自1897年令人震惊的“贝宁屠杀”以及斯坦利在非洲的探险记述。《贝宁：血腥之城》于1897年在伦敦和纽约同时出版，向西方文明世界报道了非洲土著血祭的恐怖故事。1884年柏林会议之后，英国宣称自己为尼日尔河流域地区的保护者。在一个去往贝宁（现在是尼日利亚的一座城市）的英国使团于杜博阿尔国王血祭祖先仪式期间抵达而遭杀戮之后，英国派遣了惩罚性远征队，攻占了贝宁城，长久以来的一个奴隶制中心。远征队的情报官员R.H.培根中校的记述在某些细节上与《黑暗的心》有相似之处。培根到达贝宁之后看见了他所说的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东西，尽管他的语言很生动：“继续描述这里的恐怖是没有用的，到处都是死亡、野蛮和血腥，闻起来几乎不像是人类应当闻和居住的地方。”[3256]康拉德避免对什么是“恐怖。恐怖。”做出界定，那是小说结尾由主人公马洛前来营救的库尔兹说出的著名句子；相反，康拉德选择了暗示，例如马洛在接近库尔兹营地时从双筒望远镜中看到的杆上的圆球状东西。而培根则描写了一堆堆头骨和骨头包围的“十字架树”，血涂抹得到处都是，连青铜雕像和象牙艺术品上也都是。

然而，康拉德的目的不是要引发文明世界对野蛮行径报道做出的典型反应。培根中校在他的记述中已经展示了这种态度：“……他们［土著人］不可能看不见，和平与白人的良好统治意味着幸福、满足和安全。”类似的情感在库尔兹为“镇压野蛮习俗国际学会”撰写的报告中也得到表达。马洛称之为“美妙的文笔”，“洋溢着雄辩的文采”。然而，“在唤起你心中的每一份人道情感的最后，写下的是几个字，睿智、可怕，就像湛蓝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消灭所有的野蛮人！’”[3257]

文明人内心深处的野蛮还体现在白人商人的行为中，马洛称他们是“朝圣者”。白人旅行者的故事，比如H.M.斯坦利怀着欧洲人对土著人的不可置疑的优越感记述的“非洲最深处”的故事，康拉德都能读到。《黑暗的心》的魅力在于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间具有讽刺意义的颠覆。下面是斯坦利日记中一个典型的斯坦利式情节。因为需要食物，他告诉一群土著人：“我必须获得食物，否则我们会死。他们必须卖，可以用红色、蓝色或绿色的珠子，铜或黄铜线或贝壳交换，否则……我在脖子处做了个重要手势。这就够了，他们立刻明白。”[3258]相反，在《黑暗的心》中，马洛对那些陪伴远征队的挨饿的食人族的克制力感到惊奇，他们的报酬是一些黄铜线，但是没有食物，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