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应用与滥用

代表不同的美德，而灵魂转世说比基督教的天堂和地狱更受欢迎”。[3238]

这不管用。在议会于1813年对东印度公司重新下达特许之后，成立了加尔各答主教辖区，威廉堡学院被解散，它的藏书和手稿都流失了。1854年1月，学院正式解体。[3239]孟加拉亚洲学会被任凭自生自灭。学院以及学会的命运是更大变化的气压计。英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实行的东方政策至少帮助了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的扩展。大规模皈依的企图仅仅使印度两极化，分成殖民者和被殖民者。

就思想而言，帝国主义留下了什么？答案是复杂的，而且不能脱离前殖民地在现代世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而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年，当去殖民化在加快进程时，帝国主义带有许多负面影响：它是种族主义、经济压榨、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盛气凌人的别名。后现代运动的很大一部分目标是修复前殖民地文化。在哈佛和剑桥执教过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人阿玛蒂尔·森表示，自英国殖民者离开后，印度的饥荒就少得多了。

然而，最近出现一个更加复杂的图景。“如果没有英国在世界各地的统治，很难相信自由资本主义框架会在这么多不同的经济体中成功确立……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应该对英国统治表示感谢的地方比它承认的更多。从它的精英学校、大学、文官机构、军队、新闻机构和议会制度中，现在仍能分辨出英国的模式。最后，还有英语……19世纪的英帝国毫无疑问率先实行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劳伦斯·詹姆斯所说的‘看不见的货币帝国’］以及随着废除奴隶制而出现的自由劳动力。英帝国为发展全球交通进行了巨大投资，它在广袤的地区传播和实施法制。”尼尔·弗格森表明，1913年，也就是英帝国的鼎盛时期，63%的海外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而1996年只有28%。1913年，世界资金的大约25%投资在人均收入只有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20%或更少的国家，而到1997年这一数额下降到5%。1955年，殖民时期将近结束时，赞比亚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英国的1/7；而在2003年，经过四十年的独立，它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英国的1/28。对49个国家的最近调查表明，“采纳英国普通法的国家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是最强的，而采纳法国的大陆法系的国家对他们的保护最弱”。绝大多数的普通法国家都曾经经历英帝国的统治。美国政治科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指出，前英属殖民地国家在独立后比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国家有更大的可能获得“持久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如果帝国主义者攫取的是已经城市化、拥有自己的发达文明（如印度和中国）的国家，殖民者对掠夺比对建立新制度更感兴趣，那么殖民化会产生更加消极的影响。弗格森认为，这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这两个国家从领先的文明（也许迟至16世纪还算领先）沦为相对贫困的“大歧途”。

因此，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征服。它是一种国际政府形式，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它不仅仅使统治者一方受益。殖民者中不仅仅包括塞西尔·罗兹，而且包括沃伦·黑斯廷斯和威廉·琼斯爵士。[3240]

在多大程度上东方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的一个方面，这已经成为从20世纪末直至现在的一个热门话题。最具有吸引力的论述来自已故的巴勒斯坦批评家、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爱德华·萨义德。他在两本书中首先指出，19世纪的许多艺术作品描述了一个想象的东方，一个充满漫画色彩和简化的一成不变的东方。例如让—莱昂·热罗姆的画作《舞蛇者》（1870）描绘了一个年轻男孩，除了全身缠绕的蛇以外，赤身裸体站在地毯上给一群男人表演，他们是深色皮肤的阿拉伯人，扛着步枪和刀剑，懒洋洋地靠在一面饰有阿拉伯花饰和阿拉伯文字的砖墙上。萨义德的观点是，在西方发展的东方学历史已经被政治权力所腐蚀，作为一个单一存在的“东方”这个概念本身是荒唐的，是对一个包含多种文化、多种宗教和多种民族群体的巨大地域的贬损。他举例说，法国人希尔维斯特·德·萨西在1806年出版的《阿拉伯读本》中试图把“东方学”同拉丁和希腊学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也帮助形成了东方是如同古典希腊或罗马那样的同质体的思想。他说，世界就这样开始由两个不平等的半球组成，由根植于政治（帝国）权力的不平等交换形成。他说，出现了一个关于“神秘东方”的“想象的魔鬼学”，其中，“东方人”千篇一律都是懒惰、欺诈成性和不理性的。[3241]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中，萨义德更进一步。如他所说，正是在“伟大的文化档案”中，“海外殖民地的思想和美学被塑造。如果你是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人或法国人，你可以看见，或感觉到印度和北非既熟悉又遥远，但从来不会有独立的主权感。在你的叙述、历史记载、游记和探险故事中，你的意识呈现为主要权威……你的权力意识很少会想象那些看上去既服帖又默默合作的‘本地人’能够最终让你放弃印度或阿尔及利亚……”[3242]在某些基本层面，萨义德坚持认为“帝国主义意味着思考、居住、控制不属于你的土地，它是遥远的、被别人居住和占有的……对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公民来说，帝国是一个不会让人感到尴尬的重大文化话题。光是英属印度和法属北非就对英国和法国的想象力、经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我们提到德拉克鲁瓦、埃德蒙·伯克、罗斯金、卡莱尔、詹姆斯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吉卜林、巴尔扎克、奈瓦尔、福楼拜或康拉德等人，我们只是在绘制这些巨大的集体天赋所描写的一个远为广大的现实的一个小角而已”。萨义德的论点是，“伟大的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海外扩张中保持一个社会的统识。[3243]

萨义德集中分析了1878年左右，那时“瓜分非洲”刚刚开始，而且现实主义小说成为主流。“到19世纪40年代，可以这么说，英国小说作为英国社会的美学形式和一种主要的思想代表，取得了突出的成就。”[3244]他说，19世纪中期所有的英国小说家都接受了一种全球化世界观，而且事实上无法忽视英国的海外力量。[3245]萨义德列举了那些他认为符合他的主题的书：简·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萨克雷的《名利场》、查尔斯·金斯利的《向西去啊！》、查尔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迪斯雷利的《唐克雷德》、乔治·艾略特的《丹尼尔·德龙达》和亨利·詹姆斯的《一位女士的画像》。他说，每部作品的背景都是帝国。萨义德说，在很多情况下，“在欧洲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帝国在小说中的功能是一种定规，如果仅仅是隐隐可见的存在的话，非常类似豪华家庭和小说中的仆人，他们的职责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而又仅仅是提到而已，极少被研究或得到过多的关注……”[3246]

例如，《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的故事主线是范妮·普赖斯的起伏命运，她十岁时离开朴次茅斯的家乡，作为一个穷亲戚住在伯特伦家在乡村的曼斯菲尔德庄园。范妮逐渐赢得了这个家庭的尊重，尤其是家中各姐妹的尊重，以及长子的爱情。她最后嫁给了长子，成为庄园的主人。然而，萨义德集中分析了奥斯丁的一些几乎是不经意间发表的议论，大意是托马斯·伯特伦爵士在海外照看他在西印度群岛安提瓜岛的地产。萨义德说，这些叙述的不经意性质暴露出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在当时都是理所当然的。但事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