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应用与滥用

的反犹思想，犹太人被描绘成退化的真正体现。青年希特勒在1907年第一次到达维也纳进入艺术学校时面对的正是这些乌烟瘴气的思想。

与此相反，法国较晚才了解达尔文主义，但是，一旦了解，遂产生了自己的充满热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克莱门斯·奥古斯特·罗耶在她的《人类与社会的起源》中，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她认为“雅利安人”比所有其他种族都要优越，各种族之间为了进步而引发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3222]在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1842—1921）在1902年发表《互助论》，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他认为，虽然竞争毫无疑问是生活事实，但是合作也是一种事实，它在动物王国如此普遍，乃至成为一种自然法则。同范勃伦一样，他提出了与斯宾塞理论不同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暴力被谴责为非常态。社会达尔文主义被与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并非不自然，而且不仅仅是在俄国知识分子的心中。[3223]

在美国南方各州也能听到颇为相似的论说。达尔文学说认为，所有的种族具有同一个起源，这为反对奴隶制提供了基础，正如切斯特·洛灵·布雷斯所做的那样。[3224]但是其他人持相反的立场。约瑟夫·赖康忒（1823—1901）同拉普热或拉采尔一样，受过教育，不是乡巴佬，而是训练有素的地质学家。当他的书《南方的种族问题》在1892年出版时，他已是美国科学进步协会德高望重的主席。他的观点是非常野蛮的达尔文主义。[3225]他说，当两个种族互相接触时，一方必定主宰另一方。

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直接的政治影响是优生学运动，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它成为一项既定政策。以上所有作家都在其中起过一定作用，但是最直接的肇事者是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1822—1911）。在190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刊于《美国社会学杂志》）中，他提出，优生学的本质是“劣等性”和“优越性”可以得到客观的描述和衡量。[3226]

种族主义或至少说不妥协的种族中心主义，塑造了这一切。研究古代印度哲学的权威专家理查德·金说，正是东方学家在18、19世纪“有效地创造了”印度教和佛教。[3227]他的意思是，虽然许多个世纪以来东方发展出复杂的信仰系统，但是生活在那里的民族并没有把宗教“看作是一个关系到一套连贯信仰、教义和仪式活动的完全统一实体”。他说，有组织的信仰系统、使用神圣经文、拥有为之献身的教士阶层的宗教这种概念是欧洲人的创造，源自公元3世纪基督徒对拉丁词“敬仰”（religio）的重新定义。一开始，这个词的意思是对祖先传统习惯的“重读”，但是早期的基督徒在罗马人压迫下重新定义该词，这样它的意思变为“结合体，‘虔诚的纽带’将联结所有的真正信仰者”。[3228]金说，宗教正是以这种方式开始表示一个强调“有神信仰、排他性、人类世界与神性的超验世界之间根本的二元区分系统……到启蒙运动时期，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的文化都能以这种方式被理解”。[3229]

金说，其实，“兴都”（hindoo）这个词来自波斯语，它是梵语“信都”（sindhu）的波斯语译名，指印度河。也就是说，波斯人用这个词特指居住在那一地区的部落，它当时没有宗教含义。[3230]他说，当英国人到达印度，他们首先把当地居民描述成“异教徒、魔鬼的孩子、根都（来自葡萄牙语gentio，相当于‘异教徒’）或巴尼亚人（取自印度北部的商人）”。但是依据早期的殖民者对宗教的理解，他们无法设想其他民族也拥有自己的宗教，于是他们用“根都人的宗教”这个短语来形容这一复杂的信仰体系。[3231]到18世纪末，“根都”变成“兴都”。根据金的说法，1816年，一位印度知识分子拉姆摩罕·罗伊第一次使用了“兴都教”（Hinduism）这个词，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印度教。[3232]

佛教差不多也是这样的。金说：“西藏人、僧伽罗人和中国人在18、19世纪被欧洲人称为佛教徒之前，绝对没有自认为是佛教徒。”[3233]这里的关键人物是欧仁·比尔努夫，他在《印度佛教史导论》中颇有成效地创造了我们今天认识的这种宗教。出版于1844年的这本书是建立在布赖恩·霍奇森于1824年从尼泊尔带回来的147种梵文手稿的基础上。

在这两个重要例子中，金说，两种宗教的当代表现形式都被认为是最初古典形式的“退化”，需要改良。这种“神秘化”达到了三个目的。第一，在视东方为“退化和落后”时，帝国主义得到合理化。第二，如果东方是古老的，那么相比较，西方就是“现代的”和进步的。第三，东方的古老宗教满足了欧洲对起源的怀旧感，这在当时非常盛行。当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写道，“一切，是的，一切，没有例外，都源自印度”，他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3234]

前面我们提到的沃伦·黑斯廷斯在1772年被任命为孟加拉总督。他坚信，英国在印度的权力如果要发展的话，需要印度人自己的同意和支持。这种思路的自相矛盾似乎并没有让任何人止步。相反，他开始在教育领域展开一系列措施，目的是取悦印度部分阶层。一开始，他提议在牛津大学建立波斯语教席。那里落空之后，他的下一个行动是同威廉·琼斯和其他人一起创立孟加拉亚洲学会，这在第29章讨论过。更为实际的是，他规定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学习波斯语，那是莫卧儿宫廷的官方语言，并把印度教学者带到加尔各答教授这些人梵语，同时翻译古代经文。这一行动的后果之一是出现了几代熟悉当地语言、同情印度和穆斯林文化的英国官员。以下是黑斯廷斯为自己发起的《薄伽梵歌》译文所做序言中的几句话：“使我们更加清楚了解印度人真实性格的每个例子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们对他们的自然权利具有更充分的认识，并且教导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估计他们的价值。但是这些例证只能从他们自己的写作中获得；而这些例证，在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长久结束之后，在它曾经产生财富和权力的源头再不被人记起时，仍将留存。”[3235]

黑斯廷斯的成就在1800年的新总督韦尔斯利侯爵手中得到了发展，他创立了威廉堡学院，该学院后来以“东方大学”著称。在这里，语言教学进一步扩展，除了波斯语和梵语，还教授阿拉伯语和六种印度本土语言，另外还教授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印度的法律、科学和数学。韦尔斯利还要求务必引入西方教学技巧，尤其是书面考试和公开辩论。“许多年来，辩论开始的仪式被视为一年中重大的社会事件。”威廉堡学院是一项宏伟的事业，至少早期如此。它拥有自己的出版社，出版教材、翻译印度经典，出版印度历史、文化和法律的研究。当它收藏了一批珍稀手稿后，还建立了一个图书馆。[3236]

这一开明的政策并没有持久。第一次打击来自东印度公司，它建议威廉堡学院，至少是教授欧洲科目的部分，转移到英国。自英国人在韦洛尔（印度东南部）被大批屠杀之后，政策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英国政府下令，要想维持英国在次大陆的统治，只有让印度教徒大规模皈依。[3237]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不能不引起冲突。在一本名为《孟加拉官员为印度人辩护》的著名小册子中，“兴都”·斯图尔特上校争辩说，任何要求大规模皈依的企图都注定失败，一个理由是印度教“在许多方面更优越……众多的印度教神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