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应用与滥用

，被描绘成现代文化的对立面，是德国“第三次改革”，也是另一次转向内心的楷模。[3201]整本书的主题是：德国文化正在被科学和知性主义摧毁，只有通过艺术（能体现一个伟大民族内在特质的艺术）的复兴和新社会中英雄式、具有艺术天赋的人掌权，才能得到再生。1871年之后，德国丧失了其艺术禀赋及其伟大的艺术家，对朗贝来说，柏林尤其成为德国文化中邪恶的象征。商业和物质主义（曼彻斯特主义或美国化）的毒药正在侵蚀这座普鲁士驻军城市的古老内在精神。艺术应当使人高贵，朗贝说，而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以及任何揭露像左拉或曼关注的社会不公的东西都应当被驱除。[3202]

换句话说，可以这么认为（有人一直都这么认为），19世纪的德国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艺术家和特殊的艺术，向内看和向后看；德国人对文化的倾心和迷恋使它的文明背离了轨道。特别是，它为科学种族主义的产生建立了深厚的基础。

现代（科学）种族主义源自三个因素。第一是启蒙运动关于人类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生物状态（而不是神学状态）的观点；第二是帝国征服带来的不同种族之间更加广泛的接触；第三是达尔文式思维在世界各种文化中的运用和误用。

一个叫儒勒·维雷的法国医生是生物种族主义的早期倡导者之一，他于1841年在巴黎医学院发表题为“文明的生物原因”的演讲。维雷把世界民族分成两类：“几至完善的文明阶段”的白人和注定“永远处在不完善文明阶段”的黑人（非洲人、亚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对于黑人是否能达到“完全的文明”，维雷持悲观态度。他指出，家畜，例如牛，就像白人一样肉是白的；而野生动物，例如鹿，它们的肉是深色的。这种观点即使在那时也与科学不符（16世纪以后人们已经知道人类的身体在皮肤下面都是一样的颜色），但是对维雷来说，这一“基本”差别导致了所有的结果。例如，他说“正如野生动物成为人的猎物一样，黑人也是白人的天然猎物”。[3203]也就是说，奴隶制一点也不残酷，它符合自然。[3204]

这个等式中的一个新元素是19世纪欧洲种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这里一个熟悉的名字是阿尔蒂尔·德·戈平瑙，他在《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1853—1855，即达尔文和自然选择学说之前和《创世的自然史遗迹》之后）中宣称，德国和法国的贵族（要记住他自己是一个自封的贵族）“保留了雅利安人最初的特质”，雅利安人是人类最初的种族。与之相比，其他任何人都是混血儿。[3205]这种思想从来没有流行起来，而比较流行的则是努力工作、虔诚甚至是毫无乐趣的北方新教徒与“懒怠、本质上消极和专制的”南方天主教拉丁人之间的区别。毫不奇怪的是，许多北方人（例如查尔斯·狄尔克爵士）坚信，北方种族，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将领导未来。其他人构成世界上“将死的民族”。[3206]

这种推理在另一个法国人乔治·瓦谢·德·拉普热（1854—1936）那里演绎到极致。拉普热研究过古代人的头骨，他相信种族就是形成过程中的物种，种族差别是“先天的、无法根除的”，任何认为不同种族能够融合的思想都是违反生物学规律的。[3207]对拉普热来说，欧洲居住着三个种族群体：欧洲种族——身材高大、皮肤白、头骨长（长头颅）；阿尔卑斯种族——身材较小、肤色较深、短头颅；地中海种族——长头颅，但是比阿尔卑斯种族皮肤更深、身材更矮小。[3208]拉普热认为民主是灾难，他相信短头颅种族将统治世界。他认为，由于移民美国，欧洲长头颅人的比例正在减少。他建议向最差的人群免费供给酒，期望他们能够互相残杀。他不是在开玩笑。[3209]

继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后，没过多长时间，他关于生物学的理论被应用到人类社会。达尔文学说首先在美国流行起来。（达尔文在1869年成为美国哲学学会的荣誉会员，十年后他的母校剑桥大学才授予他荣誉学位。[3210]）美国社会科学家，耶鲁大学的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和索斯坦·范勃伦，布朗大学的莱斯特·沃德，芝加哥大学的约翰·杜威以及哈佛大学的威廉·詹姆斯、约翰·费斯克就是在达尔文学说“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背景下就政治、战争和把人类社会分为不同阶级的做法进行了论辩。萨姆纳相信，达尔文看待人类的新方式为现存的世界提供了最终的解释，也使其理性化。它解释了自由放任经济学，即商人之间通行的自由的、没有束缚的竞争。其他人相信，它解释了世界盛行的帝国结构，在这个世界，白种“适者”“自然”位居其他“堕落”种族之上。[3211][3212]

费斯克和范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书《有闲阶层理论》中断然反对萨姆纳的富人是生物学上的最适者的理论。范勃伦事实上把这种论证反了过来，认为在商业世界“占主导权”的人比野蛮人强不了多少，不过是“回到”一种更加原始的社会形式。[3213]

在德语国家，一大群科学家和伪科学家、哲学家和伪哲学家、知识分子和伪/准知识分子争相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动物学家和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认为，所有的生命体都为生存空间而竞争，赢家驱除输家。同样的竞争也适用于人类，成功的种族如果要避免衰退，必须扩展他们的生存空间。[3214]耶拿大学的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1834—1919）热衷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把它视为第二天性。他把“竞争”看作“时代的口号”。[3215]然而，海克尔是获得性特征遗传的热烈倡导者，并且他同斯宾塞不同，他喜欢强大的国家。正是因为这一点，以及他好斗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人们把他看作原始纳粹分子。[3216]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1855—1927）是一个英国海军将领的儿子，他叛逃到德国，娶瓦格纳的女儿为妻。对他来说，种族斗争“对‘科学’地理解历史和文化是至关重要的”。[3217]张伯伦把西方的历史描绘为“高尚的、创造文化的雅利安人同唯利是图的物质主义的犹太人之间不断的冲突史”（他的第一任妻子有一半犹太人血统）。[3218]张伯伦认为，日耳曼民族是雅利安人最后的幸存者，但他们因为与其他种族通婚而变得羸弱。

出生在布达佩斯的马克斯·诺尔道（1849—1923）同涂尔干一样，来自拉比家庭。他最著名的书是两卷本的《退化》，该书虽然长达六百页，却成为国际畅销书。诺尔道相信，“一场严重的精神瘟疫，一种退化和歇斯底里的黑死病”正在欧洲肆虐，消耗它的活力，体现出一整套症状，“斜眼睛、不完全的耳朵、生长萎缩……悲观、冷漠、冲动、感情用事、神秘主义、完全缺乏是非判断”。[3219]他所看到的任何地方都有退化。[3220]他说，印象主义画家是退化的结果，因为他们的眼球震颤，所以才以模糊不清的方式绘画。诺尔道在波德莱尔、尼采和王尔德的作品中发现“过于自负的自大狂”，认为左拉“对龌龊有不解的迷恋”。诺尔道相信，退化是工业化社会导致的：铁路、汽船、电话和工厂摧毁了领袖人物。当弗洛伊德拜访诺尔道时，发现他“不可忍受地自负”，完全缺乏幽默感。[3221]相比欧洲其他地方，在奥地利，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两位政治领导人，格奥尔格·冯·舍内雷尔和卡尔·卢埃格尔打造的政治平台强调两个目标，首先是把权力归还农民（因为他们没有同腐败的城市接触而“免于污染”），其次是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