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应用与滥用

是同新兴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萌芽）、犹太人和非德意志民族相对立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被视为可能实现乌托邦的道德进步。”[3192]第二个因素的影响之一是对之前时期（即工人阶级出现之前，尤其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化），它们代表前工业时代一种和谐的生活，一个“黄金时代”。在大众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把文化看作一套稳定的价值，能够提升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区别于“下层社会”（语出弗洛伊德），尤其是加强他们的民族主义方向。“大众”，一个关于普通德国人曾经是什么样的充满半神秘色彩、怀旧式的理想（他们曾经是知足常乐、有才能、不关心政治的“纯粹”的人民）开始确立。

这些因素一起在德国文化中创造出一个概念，它几乎无法翻译成英语，但它对理解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思想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它能帮助解释无意识的发现（主要是德国人发现的）以及为什么在这一领域德国人占主导地位。德语中这个词是“内向性”（Innerlichkeit）。[3193]如果能被翻译，它的意思是，远离或不关心政治，而个人反身向内的一种倾向。“内向性”意味着艺术家故意避开权力和政治，他们相信，参加甚至撰写有关政治的事情，是对他们使命的贬低；对艺术家来说，内心世界而不是外部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正如戈登·克雷格告诉我们的，在1914年之前，只有在极少数的场合，德国艺术家才表现出对政治和社会事件的兴趣，更不用说为之激动了。即便1870至1871年事件也未能动摇他们的这种漠不关心。“对法国的胜利以及德国统一没有激发出文学或音乐或绘画的杰出作品。”[3194]作家和画家不觉得自己所处的时代“足够有诗意”，可以挑战他们的天赋。“随着新帝国基础结构的确立，德国的艺术家开始创作遥远时期的故事，或在他们的画布上涂抹海神、半人马和希腊石柱。”就连伟大的瓦格纳创作的音乐剧也只与他生活的时代有一点点相关（1876年的《齐格菲》、1882年的《帕西法尔》）。[3195]

当然也有例外。在19世纪80年代，艺术领域出现了一次称为“自然主义”的运动，部分是受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小说的激发，目的是揭露工业化引起的社会丑陋和不公正。但是同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相比，德国的自然主义运动在激烈抨击方面半心半意，自然主义者从来没有把注意力转向帝国固有的政治危险上。戈登·克雷格在他关于德意志帝国的历史书中写道：“其实，当这些危险变得越来越明显时，在威廉二世统治下，狂热的帝国主义初现端倪，伴随侵略性武器计划的实施，这个国家的广大小说家和诗人都转移目光，回到那个一旦真实世界变得令人困惑，就会成为他们避难所的‘内向性’。”[3196]德国没有出现左拉、萧伯纳、康拉德、纪德、高尔基或亨利·詹姆斯。在当时的（德国）名人中——施蒂芬·格奥尔格、赖纳·马利亚·里尔克、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严酷的现实屈服于情感以及试图对瞬间印象、即刻情绪、模糊感觉的捕捉。霍夫曼斯塔尔的“脱落”概念将在第36章讨论，它指时代的逃遁性，没有什么可以固定，没有什么保持不变，到处都是模糊和悖论。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在绘画领域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的例子能够说明问题。

克里姆特于1862年出生于维也纳附近的鲍姆加登，是一个金匠的儿子。他在用巨大壁画装饰环城大道新建筑时一举成名。这些是同他的弟弟恩斯特一起干的，但是在后者于1892年去世后，他隐居了五年，这段时期他研究了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奥布里·比尔兹利和爱德华·蒙克的作品。1897年，他以崭新的风格复出。新风格大胆而又复杂，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金箔的微妙使用（运用他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技术），使用像瓷釉一样坚硬的小荧光点，以及描绘女人慵懒的色情。克里姆特的画不是典型的弗洛伊德式：他的女性人物并不神经质，远远不是。德国的妇女解放相比其他地方更加关注内心的解放，克里姆特的人物体现出这一点。[3197]她们宁静、温和，尤其是充满色欲，但是如霍夫曼斯塔尔所言，她们依旧是“凝结在艺术中的本能生活”。在关注女性的色欲时，克里姆特就像弗洛伊德一样颠覆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这些女性具有理夏德·克拉夫特—艾宾在其著作《性心理病态》中报道的性反常行为，这使她们既具有诱惑力又令人震惊。克里姆特的新风格立刻在维也纳毁誉参半，但是也为他赢得了维也纳大学的委托。

维也纳大学委托他创作的是三幅大油画：《哲学》、《医学》和《法学》。它们都引起了激烈的批判，不过关于《医学》和《法学》的争论不过是重复对《哲学》的喧哗而已。委托规定第一幅画的主题是“光明对黑暗的胜利”，克里姆特实际创作的是“一群交错的不透明”的身体，在旁观者眼前飘浮，互相碰撞的一群五光十色的身体，周围都是一片虚空。哲学教授们被激怒了，他们攻击克里姆特在“用不清楚的形式表达不清楚的思想”。哲学本应该是理性的，“通过严格的科学追求真理”。克里姆特的画完全相反，因此，它不是希望中的作品：八十位教授一起上书要求克里姆特的画永远不能挂在维也纳大学。作为回答，画家归还了酬金，而且永远没有提交剩下的作品。[3198]这次争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克里姆特在这些画中试图做出的宣告。他在问，当不理性、本能和无意识在生活中如此重要时，理性怎么能成功？理性确实是前进的途径吗？本能是一种更古老、更强大的力量。它可能更加返祖、更加原始，而且有时是一种黑暗力量，但是否定它的存在有什么好处呢？[3199]

内向性概念在弗洛伊德、托马斯·曼、施尼茨勒或克里姆特那里是一方面：原初、使人充满活力、充满挑战。但是它还有另一面，尤其表现在像保罗·拉加德和尤利乌斯·朗贝等人那里。他们现在都不如弗洛伊德、克里姆特、曼和其他人闻名，但是在当时他们都同等地著名。他们都强烈地反现代，在周围奇妙和伟大的文明中，他们看见的只有腐朽。拉加德是一位《圣经》历史学家（这是德国领先世界的学术领域之一），他热爱古代有多强烈，憎恨现代就有多强烈。他相信人的伟大和意志：他说理性是第二重要的。他相信民族具有灵魂，他信仰“德意志民族特性”，认为德国是具有非凡意志的、独一无二的英雄民族。拉加德也是那些呼吁一种新宗教的人之一，这一思想后来对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戈林和希特勒都产生了吸引力。拉加德攻击新教，说它缺乏仪式和神秘，说它不过是世俗主义。他说，倡导一种新宗教就是想让“《福音书》中的古老教义同德意志民族特性的融合”。拉加德率先寻求的是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一开始，他使用“内心移民”：即人们应当在内心深处寻求救赎；但是后来他提倡德国接收奥地利帝国的所有非德意志地区。这是因为，德国人是优等的，而所有其他人，尤其是犹太人，是低等的。[3200]

1890年，尤利乌斯·朗贝出版了《作为教师的伦勃朗》。朗贝的目标是抨击知性主义和科学。他说，艺术，而不是科学或宗教，才是更高的善，是知识和美德的真正来源。在科学中，古老的德国美德——简单、主观性、个体性——正在失去。《作为教师的伦勃朗》是对“现代德国受到过分追捧的知性主义的大声喊叫”，朗贝认为这种知性主义将扼杀创造性的生活；它是为在文明外衣下埋藏已久的德国人民或部落的非理性力量发出的喊叫。伦勃朗，“完美的德国人和无可比拟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