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应用与滥用

·迈斯纳。最后（虽然也很有可能是第一）在科学、数学和工程学领域有：恩斯特·马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马克斯·普朗克、埃尔温·薛定谔、海因里希·赫兹、鲁道夫·狄塞尔、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威廉·伦琴、卡尔·冯·林德、斐迪南·冯·齐柏林、埃米尔·费歇尔、弗里茨·哈伯、赫尔曼·盖格、海因茨·容克斯、格奥尔格·康托、理夏德·科朗特、阿尔图尔·佐默费尔德、奥托·哈恩、莉泽·迈特纳、沃尔夫冈·泡利、大卫·希尔伯特、瓦尔特·海森堡、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更不用提下面的工程公司：AEG公司、博世、奔驰、西门子、赫斯特、克虏伯、梅赛德斯、戴姆勒、徕卡、蒂森。

这还不是对德意志天才的充分评价。1900年（本书的结束时间）见证了尼采、罗斯金和奥斯卡·王尔德的逝世，但也同时见证了三大思想的产生，这三大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构成了20世纪的思想主流，也是科学领域的主线。这些思想是无意识理论、基因理论和量子理论。每一个都来自德意志。

在解释德国思想在1848至1933年迅速取得的伟大胜利时，我们需要审视三个因素，每一个都不仅是德国和德国思想所独有的，而且也是本章主题的特殊之处。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德国的文化概念，它是什么，它包括什么以及它在国家生活中的位置是什么。例如，英语中的“文化”一般不严格区分精神领域和技术领域，但是在德语中，“文化”代表创造性活动的智力、精神或艺术领域的生活，而不是社会、政治、经济或技术—科学生活。结果，在英语中，“文化”和“文明”是相同事情的互补方面，而在德语中却不然。19世纪，德语的“文化”表现出精神创造活动性质——艺术、宗教、哲学；而相反，“文明”指社会、政治和技术组织，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被认为处于较低的位置。尼采充分利用了这点，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分。没有它，就不可能理解19世纪的德国思想。

因此，在德国出现了C.P.斯诺所称的一种“双文化”精神，而且非常激烈。后果之一是会突出并深化自然科学同艺术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差别。有些学科因其自身的性质，同工程学、商业和工业结成了自然联盟。而与此同时，尽管这些学科取得了巨大成功，却受到艺术家的鄙视。在像英国或美国这样的国家，科学与艺术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起组成知识精英，而在19世纪的德国远非如此。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00年发现量子理论（即所有能量以极小量的形式存在，即量子）的马克斯·普朗克。普朗克来自一个虔信宗教、有些学术气氛的家庭，而且自己还是一个出色的钢琴家。尽管普朗克对量子的发现堪称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但是在普朗克自己的家里，人文学科被认为是高于科学的一种知识形式。[3186]他的表兄、历史学家马克斯·伦茨总是语带双关地开玩笑说，科学家其实就是森林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乡巴佬”。[3187]

恩斯特·马赫的工作强化了这一点。马赫（1838—1916）是最热切的还原论者，有许多发现，包括内耳半规管对身体平衡的重要性，以及物体超音速移动时，由于高速产生的真空，能产生两种冲击波，一种在前面，一种在后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协和飞机时用“马赫数”）。但是马赫极力反对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抨击他所说的“滥用的概念”，例如上帝、自然和灵魂。他认为弗洛伊德的“自我意识”概念是“无用的假说”。他感到即使“自我”也是不可挽回的，所有的知识都能还原为感觉，科学的任务就是用最简单、尽可能中性的方法描述感觉数据。马赫在他那个时代被广为阅读：列宁和他的信徒以及维也纳学派都是他的追随者。马赫坚信，科学能提供答案，而哲学和心理分析等学科基本上是无用的。[3188]

这一深刻的分裂（一方面是科学，一方面是艺术、人文学科）具有严重的后果。与此处论述尤其相关的一个后果是，在德国比在任何地方，艺术家的直觉得到更多的尊敬，被给予高得多的地位。这反映在第二个分裂上，它比艺术与科学（就是文化与文明的分裂）更严重。这是精神（Geist）与力量（Macht）的对立，是知识或精神奋斗与权力和政治控制之间的对立。必须指出，精神与力量之间的关系，文化先行还是国家先行的问题，从来没有在德国得到满意的解决。其后果是重大的，简短回顾一下德国的政治/社会史将会表明这一点。

1848年，德意志试图发起资产阶级革命，却失败了，德意志职业人士和商人阶级要求获得平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的斗争也失败了。换言之，德意志未能取得像英国、荷兰、法国和北美那样的社会政治进步，几代之前，这些国家在某些方面就已经实现了进步。德意志的自由主义，或说将来的自由主义，建立在中产阶级要求“自由贸易和保护其经济和社会空间的一个宪法体制”基础之上。当要求宪法改革的努力失败后，1871年以普鲁士为首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形成一系列最不寻常的历史环境。从真正意义上说，正如戈登·克雷格指出的，德国人民在帝国的创造上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新的帝国是未经接受者同意而给予这个民族的‘礼物’。”[3189]它的宪法不是斗争得来的，而是现有德意志各邦统治者之间的合约，它们在1918年以前一直保留各自的王位。对于我们的现代思维，这产生了一些非凡的影响。其中一个就是，“帝国有一个没有权力的议会，没有政府职责的政党以及不能决定政府成员的选举”。除了帝国议会，还有参议院，都不是选举出来的机构，而是各邦政府委员会同议会分权，但是没有人能够解除首相的职务。还有，各邦的国内结构没有因1871年事件而受到影响。例如普鲁士议会的投票权（普鲁士占德国总人口的3/5）以其纳税额为标准，也就是说，前5%的纳税者享有1/3的投票权，与后85%的纳税人比例相同。[3190]首相的治理也没有内阁的帮助：帝国各部的权力越来越多，由下属的国务秘书负责。这同德国在西方的任何竞争者的现存体制都不相同，甚至更加落后（尽管德国的体制是否“落后”现在成为激烈的学术争论）。尽管德国已经是工业国家，但是国家事务仍然掌握在大地主贵族手中。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为随着城市化的到来、商业增长和工业扩张，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各邦变得日益衰弱，而帝国越来越成为现实。随着政府在经济和社会问题调节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它也变得越来越专制。简而言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德国的工业、科学和思想成就中，帝国也越来越掌控在一小群传统人物手中——大地主贵族和军事领袖，而最上面的则是皇帝本人。这种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成为“德国性”的根本特征。它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时代错误之一。[3191]

这一严重错位产生了两个与我们相关的后果。其一是，在政治上受到排挤而又渴望获得某种平等的中产阶级，常常借重教育和文化，将它们当作可能取得成功的关键领域，成功指的是同贵族的平等地位以及在一个充满竞争的民族主义世界相比外国人的优越地位。“高等文化”因此在德意志帝国总比在其他地方显得更加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它在1871至1933年间繁荣的原因之一。但是这赋予了文化一种基调：自由、平等或个人特殊性容易隐含在个人的“内心世界”，而社会被描述成一个“捉摸不定的、外在的、经常是充满敌意的世界”。第二个后果是回到民族主义，它与第一个后果有重叠之处，但这里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