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应用与滥用

1648年，在发现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的一百五十年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终于签订。它结束了三十年战争，在这三十年内，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因为如何理解上帝的意图而打得不可开交。它们同意，从今往后每个国家将自由地走自己的宗教道路。人们已经为永远无法解决的思想问题而流了太多的血，“疲惫的宽容”似乎是唯一的前进方式。[3150]然而，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从这一新的局势中产生了一些令人不快的后果。教廷被削弱，西班牙和葡萄牙失去了权力，欧洲的重心向北推进到法国、英国和新近统一的荷兰。[3151]但是到现在为止，人们很清楚，地球比第一批探险家所设想的要更大、更充满变化和更桀骜不驯，这为北方国家带来了心理变化，这些国家的存在本身因为三十年战争而得到确立。北方国家现在对贸易和商业更感兴趣，而不是对其他民族的粗暴征服，西班牙就曾因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暴行而备受指责。（到拉美独立前，到拉丁美洲殖民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只有大约四分之一是女性，而英国到北美洲的移民被鼓励带上妻子和孩子。结果，英国移民从土著人那里寻找性伴侣的人要少得多。）天主教和后来新教之间的态度变化同以下事实有很多关联：新兴商业阶级正取代传统军事和地主贵族，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因此这一发展存在一个思想和道德基础：商业被认为对双方都是一种文明化和人性化的力量，“商业不仅仅是商品交换，它还包括交流和宽容”。[3152]

这里的关键是英国和荷兰等新教国家。它们都有悠久的贸易传统，而且作为付出代价才取得宗教宽容的国家，它们不希望把同样的罪恶强加在遥远土地上的人们。如果能做什么的话，它们愿意把这些“原始人”从异教信仰中拯救出来，作为贸易的一个附属目标，但不是用武力。[3153]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英国在这方面比荷兰更重要。英国有自己的美洲殖民地，而且在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成为最大的海上强国。但是七年战争也使英国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因此它通过向美洲殖民地征税，直接拒绝殖民地在议会的直接代表制，试图弥补财政损失，最终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尽管向美洲殖民地的征税标准跟英国国内相比要低很多）。[3154]这虽然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但是与此同时，对英国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来说，很明显，殖民永远无法长期奏效。经验将表明，殖民地或成为附属国，然后耗尽母国的资源；或一旦出现经济自足的迹象，就想走自己的道路。亚当·斯密一个最中肯的预测是，相比作为殖民地臣民，独立后的美国人将成为更好的贸易伙伴。尼尔·弗格森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到1770年，新英格兰人将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民族”。

历史学家现在称美国为英国的“第一帝国”，以区分它在亚洲、非洲和太平洋的“第二帝国”，英国在那里的殖民政策非常不同。在“第二帝国”总有军事力量存在，但是在那里取得直接的征服却从来不是一个值得向往的（或说可以实现的）目标。[3155]正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它们成为这一阶段帝国的主要特征）的名字所表明的，它们的口号是贸易，受到保护的贸易。它们在东方的殖民地主要包括葡萄牙人所说的“商站”、工厂、自治独立的飞地，经常通过条约获得，旨在让它们成为欧洲和亚洲商人之间的国际转口港。虽然有军队驻扎，但是它们没有真正的军事力量。例如，在印度，它们从未对莫卧儿军队构成威胁。900名英国公务员和7万名英国士兵管理着超过2.5亿印度人。（他们是如何做到的，需要另外一本书来探讨。[3156]）

但是帝国的力量确实在增长，加上穆斯林的撤退，帝国的商业最终取得胜利，东印度公司在力量和影响上也逐渐扩大。东印度公司最终成为印度大部分地区的实际统治者，但是即使如此，根据安东尼·派格登的说法，印度总是同美国以及后来在非洲的殖民地有区别。“印度和亚洲，”他说，“一般来说总是一个过渡，而不是定居地……在印度的欧洲人心中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一个单独的民族。这里从来不存在一个曾经使前西属美洲殖民地变成真正跨种族社群的克里奥尔人群，也不存在大量的跨种族繁殖。”[3157]

即使如此，当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彼此摩擦时，会存在内在的危险。我们在第29章看到，孟加拉亚洲学会是如何帮助启动了东方的文艺复兴，那时威廉·琼斯爵士注意到梵语同希腊语、拉丁语之间的相似性，孟加拉总督沃伦·黑斯廷斯吸引印度教学者到加尔各答研究印度教经文（他自己精通波斯语和印地语）。但是在1788年，即他卸去总督职务以后三年，他被伦敦的议会弹劾，被指控“藏匿”了一笔部分从东印度公司窃取、部分从贝拿勒斯和阿瓦德统治者那里获取的巨额的个人财产。尽管经过漫长的七年，黑斯廷斯最终被无罪开释，但是对他的审判是埃德蒙·伯克在幕后操纵的“一个戏剧性大事件”，此后，这位前总督从未能真正恢复元气。伯克深信东印度公司背离了它的宗旨，即除了贸易，它还应当“在帝国传播文明和启蒙思想”。他说，恰恰相反，黑斯廷斯领导下的东印度公司专断、腐败，“压迫印度人，背离了它应当散播的仁慈”。（后来的历史学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黑斯廷斯对印度文化研究越多，他就越受人尊敬。[3158]）伯克说黑斯廷斯背叛了帝国的最高理想，即仁爱地传播西方文明，这种态度令人想起拿破仑。伯克（还有拿破仑）可能说话言不由衷，不过弹劾黑斯廷斯真正表明的是一种自负的帝国心理：无论他们冒充多么崇高的目的，他们同第一帝国那些更直接的侵略殖民者没有什么大不同。尼尔·弗格森列举了英国的“第二”帝国赖以建立并且最希望传播的九大思想。它们是：英语、英格兰的土地所有制形式、苏格兰和英格兰的银行业、普通法、新教、团队体育、有限政府或“守望者”政府、代议制和自由思想。[3159]

然后就是具有争议性的奴隶制问题。帝国都涉及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奴隶制。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古代雅典和罗马也有奴隶。但是，在古希腊或罗马，成为奴隶并不必然代表被贬黜。不幸的奴隶被送入军队或工矿，幸运的奴隶可能成为主人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

现代奴隶制同这不一样：奴隶贸易本身是可耻的、令人恐惧的。“它开始于1444年8月8日，第一艘载着从现在的塞内加尔获取的235名非洲人的货船在葡萄牙港口拉各斯靠岸。一个初始的奴隶市场在码头形成。惊恐不安的非洲人，在被关押在小船肮脏的船舱几周后，被按照年龄、性别和健康状态分成不同的组。”[3160]在“航海家”恩里克王子得到通知并到达码头前，不允许买卖。作为航海的赞助人，恩里克王子有权获得五分之一的战利品，这次是46个奴隶。“黑色黄金”（奴隶被如此称呼）贸易便是这样开始的。

虽然奴隶贸易对欧洲是新鲜的事物，但是它在非洲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现在改变的是需求的规模。欧洲的奴隶贸易因为一种新商业而得到发展：甘蔗种植。欧洲对蔗糖的需求如此之大，在1492至1820年间，根据安东尼·派格登的研究，“数量相当于白种欧洲人五到六倍的非洲人来到美洲”。这个统计数字尽管为人熟知，仍然令人震惊。它塑造了美洲，也给美国带来了可能是最棘手的问题。造成美国这个挥之不去困境的深刻原因之一是，现代奴隶制包含了对主人与奴隶关系的一种新理解。[3161]无论亚里士多德还是西塞罗，都对奴隶制思想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