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应用与滥用

尴尬。虽然他们有时试图争辩说奴隶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但是他们知道这没有说服力，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奴隶只是从战败的一方获得。世界上的主要一神教也持相同的观点。《旧约》和《古兰经》都允许拥有奴隶，但只在“正义的战争”之后。[3162]早期基督徒并不赞成把其他基督徒卖为奴隶，不过他们并不以同样的仁慈惠及非基督徒。在奴隶贸易的早期阶段，一些天主教教士和法学家试图宣称非洲内陆的战争是“正义的”，但是很少有人认真对待他们的观点。1686年出现了某种进展，当时宗教法庭谴责奴隶贸易。但是，重要的是，它并不谴责奴隶制本身。[3163]

梵蒂冈的观点反映出一个时期的普遍观点：奴隶贸易比奴隶制更令人不快。但反抗不断增加，它让人注意到，在其背后存在一个悖论。许多人认为黑人是“低等民族，比动物强不了多少”，因此似乎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经常给黑人取宠物的名字——费多、跳马等。但是这种态度同主人经常要求他们的奴隶从事需要充分脑力活动的工作相矛盾。[3164]同样危险的是，男主人发现他们的女奴很有性吸引力，因此生出混血后代并产生新的社会问题。新的关系充满了矛盾和紧张。

奴隶制被彻底废除之时以及之后，种族主义的观点仍然很顽固。无法摆脱欧洲基督教文化是文明化力量的信仰的废奴主义者数不胜数，威廉·威尔伯福斯不过是其中之一。在某个时候，他承认“与通过基督教和英国的法律、制度和习俗把光、真理和幸福带给奴隶相比，解放奴隶可能实际上不太重要”。不过，威尔伯福斯确实成为某个殖民地试验的发起人之一，即1787年建立的塞拉利昂，目的是“把文明带到土著人中，并且通过自由劳动方式耕种土地”。塞拉利昂繁荣发展，它的首都弗里敦成为新的皇家海军反奴隶贸易舰队的基地之一。[3165]丹麦在1792年成为第一个废除奴隶贸易的欧洲国家。英国在1805年结束奴隶贸易，到1824年奴隶贸易在该国是处以绞刑的罪行。但是在其他地方，奴隶贸易仍旧持续了半个世纪，最后一次贸易是在1870年的古巴进行的。[3166]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了一批欧洲国家。1815年，为决定拿破仑倒台之后的欧洲局势而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产生了另一批国家。当时的态度同现在大不相同。对新欧洲的建设者之一、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来说，意大利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它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3167]会议上的一个德意志人对他自己的国家也有相同的认识。他说，“把所有的德意志邦国统一成一个单一的、未分裂的国家”不过是一个梦想，“被一千年的历史所否定，最终不了了之……它既不可能通过任何人类的智慧实现，也不可能通过最血腥的革命实现；只有疯子才会追求这样的目标”。他得出结论：如果民族统一思想在欧洲占据上风，“那么留给我们后代的将是一片血腥的废墟”。[3168]

维也纳会议的主要目标是阻止欧洲再一次发生革命，为了这个目的，到会的外交官和政治家开始着手描绘1648年之后形成的欧洲政治地图。“西班牙和葡萄牙恢复了从前的统治家族，荷兰获得前奥属尼德兰（后来的比利时），瑞士成为独立国家，瑞典与挪威合并。由于五国联盟（欧洲五大强国俱乐部）没有法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法国保留了它在1792年的边界。”[3169]但是这样一个小心维持的欧洲均衡体系依赖的是一个保持分裂、混乱和无力的中部欧洲。[3170]参加维也纳会议的许多欧洲人对所谓的“德意志统一派”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决心使德意志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正如法国外交大臣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从维也纳寄给路易十八的信中所说：“他们试图推翻有辱他们尊严的秩序，用一个单一的政权代替这个国家的所有政府。同他们意见一致的还有来自大学的人，这些年轻人怀揣着自己的理论，还有所有那些把那块土地在战争期间遭遇的所有痛苦都归因于德意志分裂的人。德意志祖国的统一是他们的口号、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宗教，他们热烈到狂热的地步……如果德意志大众将统一成一个整体、变得雄心勃勃，谁能估计其后果？谁能说那样的一种运动会在哪儿停止？”[3171]

换句话说，正如哈根·舒尔茨指出的，在那时，民族主义原则只有在同君主的合法统治相联系时才得到认可：在大不列颠、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瑞典，即欧洲的北部和西部。说德语的地区和意大利除外。这帮助解释了为什么民族主义，又叫文化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德意志思想。这个地区的政治分裂其实是欧洲秩序的逻辑结果。只需看看地图就能知道为什么。“从波罗的海到第勒尼安海，欧洲中部把大国彼此之间分开，使它们远离，避免发生直接冲突。”[3172]没有人希望中部欧洲出现过度的权力集中，因为如果任何一方取得控制权，那么就能轻易成为“整个大陆的霸主”。[3173]对许多人来说，分裂的意大利和德意志各邦国是自由的保障。虽然意大利和德意志在这方面非常相似，但是意大利大部分地区被外国势力占领（北部是奥地利，南部是波旁王朝），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民族主义出现在德意志。实际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是19世纪的两个重大政治事件，它们同美国内战一起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极大地形成了工业竞争，塑造了我们的现代世界，同时也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多灾多难的20世纪创造了条件。塔列朗多么英明啊！[3174]

第一个明确定义“文化民族主义”的人是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1744—1803），尽管伟大的德意志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说，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在1765年首次在“一天当中就能游览二十个公国的德意志地区”发现了一种“民族精神”的迹象。正如我们在第24章看到的，这一时期正是17世纪晚期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公众”开始出现的时期。赫尔德说：“自然不仅用森林、山脉、海洋、沙漠、河流和气候，而且尤其用语言、爱好和性格把各民族分开。所以，遏制专制主义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地球的四端无法塞进一个木马的肚子里。”[3175]对赫尔德来说，民族是不可化约的，它同帝国的思想不能兼容。他说帝国思想有悖世界民族的“自然多元性”本质。[3176]德意志人想要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为此，他们必须经过“教化”，因为他们作为欧洲权力争夺的剧场已经太长时间了，在那里，“今天的统治者可能成为明天的敌人”。[3177]19世纪目睹了两个大国取代曾经统治中部欧洲几个世纪的“混乱割据”，这一变化的性质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其他的欧洲国家对这些德意志和意大利情结的回应是哈根·舒尔茨所说的“爱国主义的重生”。[3178]法国尤其如此，例如，它的整个教育体系都围绕着为民族主义事业服务。历史和国家政治课程是为了革命和屡次战败后的民族重生事业。最明显的，也可以说是最荒唐的一个例子是G.布鲁诺的《爱国二童子传》。它讲述的是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安德烈·瓦尔登和他七岁的弟弟于连的故事。故事的背景是普法战争之后，两个孩子成为孤儿，困在已被德意志占领的家乡法尔斯堡。他们逃离家乡，环游整个法国，最后找到了一个新家，多亏了这次环游，他们发现了法国的所有伟大之处。该书首次出版于1877年，在后来的三十年内，再版二十次。当时狂热民族主义的另一个例子是当儒勒·费里（1832—1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