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关于人类秩序的新思想：社会科学和统计学的起源

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丹于1738年5月28日出生于法国西部的桑特，在家中十二个孩子中排行第九。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是早产儿，早产原因是其母亲偶然目睹了一次悲惨的公开行刑。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当约瑟夫—伊尼亚斯长大后，他总是意识到在法国，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行刑手段因罪犯的社会地位而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来说，贵族的死刑执行得快，而那些社会较低的人，死刑执行时间经常会拉长，而且非常痛苦。在18世纪的法国，大约有一百多种罪名带来死刑，而最残酷的一次是对弗朗索瓦·达米安（1714—1757）的公开处决，这个倒霉鬼用折刀攻击了路易十五，而且划破了国王的胳膊。达米安胸膛上、胳膊上和大腿上的肉被烧红的铁钳子扯开，他曾经拿过折刀的右手被放在硫黄中灼烧，熔化的铅和沸腾的油被倒在刚刚被撕掉皮肤、暴露在外的肉上，然后他的身体被朝四个方向拖拽的四匹马肢解。行刑者对犯人表示出了同情，他用一把锋利的小刀挑断了犯人关节处的筋，这样就能比较容易地撕裂身体。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约瑟夫—伊尼亚斯已经是一位重要人物，一位杰出的医生，也是巴黎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和解剖学教授。他后来成为国民会议代表。他还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他在1789年12月向国民会议提出了六项提议，旨在建立一部新的、更人道的刑法法典，对所有人都平等对待，在执行处罚时不区分犯人的身份等级。新法典第二条建议，此后的死刑要用一种新的、简单的机器砍头。国民会议仔细讨论了吉约丹医生的建议，后来采纳。在讨论期间，有位记者问道（带着讥讽和夸张，因为新机器还没有设计出来，更不用说搭建了）：“机器的名称是叫吉约丹还是米拉波？”

吉约丹既没有设计也没有搭建这个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机器。设计者是另一位医生，叫安托万·路易（有段时期，计划把新机器取名“小路易”），而实际搭建行刑机器的是一个叫戈顿或圭顿的先生，一个给国家提供绞架的木匠。新的奇妙装置在1792年4月17日测试（使用稻草、绵羊和一些尸体）。当一具脖子特别厚的尸体被砍三次都没有成功时，路易医生增加了铡刀下降的高度，并且把刀刃从凸起的弧形改为45度直线形。人们举办宴会庆祝“吉约丹医生的女儿”，为“最卓越的平等工程”干杯。

断头台第一次“实际”使用是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792年4月25日，一个叫雅克·尼古拉·佩尔蒂埃的小偷和刺客被处死。[3092]几千人蜂拥去观看新的机器，但是许多人都感到失望，因为行刑结束得太快了。

不管是吉约丹医生还是路易医生都不能预见他们改良过的新机器在未来的几年将会用得多么频繁、在平等处决不同身份的人时有多么高效。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最多被人想起的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令人发指的余波”，连续五年的血腥恐怖、酷刑和屠杀，还有几年的政治动荡，最后导致了拿破仑·波拿巴的独裁统治，引发了二十年的战争。被送上断头台（常常是因为轻微的过失）的人员名单，至今令人震惊：化学家安托万·拉瓦锡，因为他曾经是一个收税人；诗人安德烈·舍尼埃，因为有人不喜欢他的一篇社论；乔治·丹东和卡米尔·德穆兰，因为他们遭到罗伯斯庇尔的抨击；罗伯斯庇尔本人，还有其他两千五百人。罗伯斯庇尔忠诚的追随者菲利普·勒·布拉斯开枪自杀，即使如此，也被带入革命广场（现在的协和广场），一样被砍头。人们谈论着“断头台狂热”和“绞刑架崇拜者”庆祝的“红色弥撒”。[3093]

我们能从这种混乱中学到多少教训？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认为，许多在“自由、平等、博爱”旗帜下，希望打倒君主、贵族和教士的“革命者”都是普通但能言善辩的人——律师、工匠、地方官员、地主，他们大多数缺乏政治和管理经验。这样一些人，虽然许多人受过教育，有时行动起来会像暴徒，这解释了革命后的余波来临时命运的剧烈转折。在国外，尤其是英国，人们视法国大革命为恐怖。[3094]

但是它的影响比这要复杂得多，在很多方面是比较积极的。人们看待这些事件时持有的严肃态度可以从一项统计数字中看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1789年后的十年内平均每四个月重印一次。[3095]一整套改革开始了，虽然其中的一些措施没有持续多久，但是很多措施持续了很长时间。大学和大学校被重新组建，消减了教会的权力，王室图书馆被重新组建成国家图书馆，建立了音乐学院，音乐家就能在那里享受公费培养。

其中一个最持久、最有影响力的发明是长度单位米。在旧制度下，法国不可思议地存在二十五万种不同的度量衡单位，尽管使用最广泛的长度单位是“步”，相当于国王一只脚的长度。它还有其他的用途，例如印刷中的“点”是一只脚的1/144。在革命形势下，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煽动性了，即使就这件事而言，1789年的事件只不过加速了1775年就已经在谈论的改革，当时的首席大臣杜尔哥要求孔多塞起草一个以一秒钟摆为基准的科学的度量衡制度计划。这要追溯到伽利略，他的想法是，长度的基本单位应当是一秒时间内钟摆一次的距离（这是塔列朗的想法）。但是跟这相关的有很多问题，主要都同以下事实相关：地球不是一个完美的球体，而是一个两极扁平、赤道凸起的球体。就连牛顿都意识到，重力随着纬度变化而稍有不同，而且并不一致，因此，挂钟的摆动比想象中的要不规则。第二种建议是把长度单位建立在自然中的某种事物上，于是法国任命的一个委员会选择用地球的周长，委员会每个人都参与了测量。委员会计算出，相当于周长的那个长度如果除以4000万，就会得到一个接近巴黎“奥纳”的数值，一个“奥纳”是人体尺度的三个脚长。[3096]事实证明它很通行，如果把它看作一个更加理性的度量系统的基础时尤其如此：1克就是1立方厘米雨水在最大密度温度（4℃）的真空里的质量；1法郎就是0.1克黄金，可分成100个生丁。所有这些都通行了，除了时间上的十进制。30天1个月，共12个月的新日历（同样效仿自然）从未流行（革命历的2月又叫雾月，革命历的11月又叫热月，革命历的6月又叫风月）；把一天分成10个小时，把1小时分成100分钟的做法也没有流行。人们从来不习惯5点就是中午，10点就是半夜，这样的日历没有持久。

但是米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其自身。它引发了一次著名的实验，或说一次为期七年的实地调查，那时让—巴蒂斯特·约瑟夫·德朗布尔和皮埃尔·弗朗索瓦·安德烈·梅尚两人绘制了从敦刻尔克到巴塞罗那的子午线（经过巴黎），它决定了地球的确切周长，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米的单位。这次调查导致第一次世界科学大会在1799年召开，共同审查德朗布尔和梅尚提出的证据，并决定确切的长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调查产生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因为其重要性而成为复杂统计学发明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本章稍后会讨论。[3097]这两个人计算出的地球周长同现代卫星测量的周长相差不到本书的八页厚。

但是1789年的事件最令人战栗的后果当然是恐怖，以及随后而来的督政府和执政府。这向许多人表明，旧的压迫仅仅是被新的压迫所取代。而对其他人，1789年的后果只不过再次强化了以下观点：人的真正本性既野蛮又邪恶，既爱报复又悲惨，证明在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都需要绝对专制。[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