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关于人类秩序的新思想：社会科学和统计学的起源

的僧侣那样），而对新教徒来说，正好相反：救赎来自帮助他人。[3125]

虽然韦伯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政治人物，但他也像孔德一样热切地希望社会学能够产生关于社会的“非价值事实”，即，摆脱了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个人或群体的价值观的事实。同时，韦伯又极力指出，科学不能提供价值观，也不能告诉我们如何生活；它只能提供可以帮助我们决定如何生活的新事实。他认为，现代世界最显著的事实是它带来幻灭。他说，这是一个“没有也不可能有神灵的位置”的世界。[3126]对韦伯来说，现代性就是理性，是建立在效率、秩序、物质满足这三者基础上的事务组织。对他来说，这些是通过日益主宰我们彼此之间关系的法律、商业和行政机构来实现的。他认为其中的问题是，商业和工业社会，无论它带来什么样的自由和其他福利，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幻灭，消除了人类的任何“精神目标”。[3127]他认为对此我们无能为力；幻灭会留下来，伴随人类。

韦伯最后的论点是，社会学作为新的人文学科之一，同自然科学有根本不同。我们能够通过运用因果律来“解释”自然现象，但是人类的行为具有“内在的意义”，因此必须以一种自然界没有的方式被“阐释”或“理解”。[3128]韦伯的这种二分法一直保持了活力，并且一直传到现在。

当时，几乎与这种二分法具有同样影响力的是斐迪南·滕尼斯（1855—1936）做出的区分。1887年，他把前现代社会概括为建立在共同体（community）基础上，而现代社会建立在联盟（association）基础上。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有机地发展，具有每个成员都分享的“神圣”价值，大多数价值都是不受质疑的。而现代世界的社会是按照理性和科学原则规划，由行政机构治理的。滕尼斯说，这表明，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具有人为性和随意性，不能保证我们与之交往的人会分享我们自己的价值。这种观点在现代艺术中经常得到表现（第36章）。

19世纪第四位伟大的德意志社会学家是格奥尔格·齐美尔，他在190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城市与精神生活》。在文中，他解释说，“大城市个体性赖以建立的心理基础是因为外部和内部刺激迅速、持续的变化而导致的精神生活的紧张”。[3129]齐美尔也是卡尔·曼海姆和捷尔吉·卢卡奇的老师。对齐美尔来说，19世纪出现的新兴大城市（大城市，不是中世纪的大学镇）是一种新的空间，对人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一个激动、异化的空间……一个因为客观文化过度生长而导致主观文化萎缩的空间……”[3130]如果第一句听起来像印象派极力描绘的城市，那是因为齐美尔在柏林以“哲学界的马奈”著称。他的另一个有影响的观点是对“客观”和“主观”文化的区分。对齐美尔来说，客观文化是我们所说的“高等文化”，是马修·阿诺德描述的人类所思考过、书写过、谱写过和描绘过的最好的东西。这种文化是客观的，因为它“就在那里”，有具体的形式，每个人都能看见、听见、读到。齐美尔认为，界定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的最好方式就是人们同这些“经典”作品发生关系的方式。另一方面，齐美尔说，在“主观文化”中，个人不是通过任何“就在那里”的文化寻求“自我成就和自我实现”，而是通过他或她自己的资源。没有什么，或非常少，可以在主观文化中共享。齐美尔认为，主观文化的经典例子是商业文化，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独特项目。在这样一个世界，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命运基本满意，却没有认识到群体不满，其表现形式就是异化。1894年，齐美尔成为第一个教授名为“社会学”的课程的人。[3131]

齐美尔让我们再次回到法国，那里同他地位相当的人是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他来自一个拉比家庭，是一个犹太人，也是一个外省人。涂尔干是一个双重边缘人，这可能使他的观察更加锐利。法国自1789年经历了几次动荡（1848年的革命，1870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以及巴黎围城战），这使涂尔干对社会稳定条件产生了持久的兴趣：什么决定了社会稳定，什么破坏了社会稳定，什么因素带给个人目的感，让他们保持诚实而且乐观的态度？[3132]

从职业意义上，涂尔干是当时发生在法国高等教育界大量变化的受益者。在巴黎围城战和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国共和派和天主教保王派争夺控制权，尤其是对教育的控制权，最后共和派成为胜者。他们采取的首要措施之一就是改革大学，按照德国大学的模式成立科学研究系。涂尔干卷入了这些变化中：到1887年他一直在波尔多大学任职，教授一门新课程，“社会科学”。[3133]因此，当局重组波尔多大学和其他大学时，涂尔干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创立了（至少在法国）崭新的社会学学科。涂尔干察觉到这是他的重要时刻，他迅速行动，撰写了关于该学科的一本教材和两本比较专门化、更有争论性的作品，《社会劳动分工论》（1893）和《自杀论》（1897）。一年后，他又创立了《社会学年鉴》期刊。1902年，他进入索邦大学。

《自杀论》是他最著名的书。表面上，正如罗杰·史密斯说的，这不像一个社会学题材。[3134]它的内容非常私密、个人化、主观化（纪德后来认为，自杀从原则上是无法解释的）。但那就是涂尔干的论点：他要表明心理具有社会学意义。在该书的第一部，他运用统计数据表明，自杀率根据一个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是住在乡村还是城市而变化。这是以前从未有人做过的，人们为他的调查发现感到震惊。但是涂尔干本人对这些比较明显的变量并不满意。他还认为，不太明显的社会特征也同样重要。他把自杀分成利己性、利他性、失范和宿命论四种类型。他把“利己性自杀”描述为“社会未能成为个人情感中心的失败”。[3135]在这种失败明显的时候，很多人失去目标而“分裂”。他把“失范”描述为一个社会缺乏普遍的准则，这意味着许多人过着没有节制的生活，出现大量的副作用，例如高犯罪率。涂尔干因此主张，自杀现象之中存在社会这种事物，存在社会现象（利己主义、失范，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于个人之外），因此不能归结为生物学或心理学现象。[3136]

涂尔干在为解释人类行为的社会学方法做辩护时取得的另一成就是，他为社会学医学，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流行病学奠定了基础。当然他不是唯一的一个，德意志各邦、奥地利和瑞典在18世纪都开始为此目标而收集数据。不过，社会学医学，或说流行病学，出现在大工业城市，是在人们努力应对前所未有的问题和经验，尤其是卫生问题时诞生的。英国的第一位先驱是约翰·斯诺爵士，他在早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并且成为其他人效仿的榜样。斯诺从统计学/社会学角度对霍乱进行了研究。1854年，伦敦爆发了严重的霍乱，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夺去了五百多人的生命。在核查死者和受病痛折磨人员的名单时，斯诺发现大多数霍乱病人出现在布劳德大街附近。“通过调查病人的家庭成员，斯诺能够确定一个单一的共同因素，即布劳德大街附近的水管，病人都通过它饮水。另一佐证来自对布劳德大街地区济贫院的观察，他发现那里只有几个人感染霍乱，而且每个病例都是在进入济贫院之前就感染了。斯诺假定（并且发现）济贫院从单独的水井中抽水……当斯诺最后相信布劳德不干净的水管是霍乱发生的根源时，他向当局要求关闭水管，他的仔细调查获得了回报。”霍乱停止了。虽然没有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