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关于人类秩序的新思想：社会科学和统计学的起源

化成其他科学规律的”。[3112]孔德有意想用社会学代替政治哲学（他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作为较少党派性的社会和谐及道德的基础。他说，社会现象就像其他现象一样，因为它们有自己不变的自然法则。不过，他确实区分了两种形式的社会学：一种是支配社会组织、建立秩序和道德的“静态”形式，一种是支配变化律的“动态”形式。[3113]

随后，孔德迷失了方向。他对社会秩序的执迷，连同他对有组织宗教的轻蔑的观点（更不用提一次狂热的风流韵事），使他在一种新宗教里尝试自己的社会秩序，新宗教的目的是“在实证知识基础上为爱而活”。孔德热爱宗教仪式，他认为仪式能帮助带来社会和谐，但是，这些以他的名义创立的组织没有什么“实证”之处。事实上，它们尤其类似于天主教，除了其崇拜的对象是人类之爱。[3114]孔德的巨大创造力就这样走入歧途而化为乌有。这阻碍了他的社会物理学的成熟，它最终因为两个原因而失败。他的体系中没有心理学的位置，没有考虑个人的动机。他对秩序、对如何实现秩序如此执迷，以致他忽略了矛盾在社会中的作用，忽略了权力的严酷现实。这一空白将由马克思来填补。[3115]

孔德的英国同行是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同这个法国人一样，斯宾塞也受到了硬科学和工程学的很大影响。就斯宾塞而言，主要因为他在德比长大，那是一个位于英国中部的铁路城镇，斯宾塞在这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铁路公司供职。但是，他同孔德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孔德的最终目标是让社会学影响政府决策，而斯宾塞总是热切地希望社会学能表明，政府“应当尽可能少地干涉人类事务”。他是亚当·斯密和查尔斯·达尔文的崇拜者，他把他们的思想加以改造而建立一个社会图景。他认为，这样的社会将日益复杂，因此需要结构分工和职能分工，就像工厂那样。这是必要的，他说，因为这样的结构在达尔文学说意义上适应性更强。他坚持说，进化在社会的每个层面都会发生，导致“最适者生存”（这是他的短语，虽然他部分借用了自然选择理论）。他说，这个过程将“清除”适应能力不太强的民族，这种学说后来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3116]

当然在英国和美国，斯宾塞比孔德更受欢迎，他最著名的书《社会学研究》在这里既作为精装书出版，也作为丛书出版。他受到欢迎的一个原因是，他告诉了维多利亚中产阶级他们想听的：个人努力是变化的动力，因此社会学支持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和在工业、卫生与福利方面最少的政府干预。

19世纪，德意志社会学家后来居上，赶超了其法国和英国同行。冷战时期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和许多东欧国家的严峻情况之后（更不用提中国），卡尔·马克思（1818—1883）这个名字具有太多的思想负担。他的政治理论在第27章讨论过。然而，对许多人来说，他既是政治理论家，也是社会学家。他的社会学思想围绕着他的异化和意识形态概念展开。虽然这些也在前面讨论过，但是简短概述一下会有帮助。[3117]异化指人的生活和自我意象被他们的工作条件所决定，并且经常是指他们受到的损害。马克思说：“在工厂工作的人成为工厂工人。”他的意思是，他们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并且经常被迫做那些远远低于他们能力的工作。他的“意识形态”是指一个社会中无意识代表的、占据支配地位的世界观，例如它可以使人们以为无法改变自己的状况，无法改善，因为事物的存在方式是“自然的”。马克思的其他社会学思想包括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对他来说，生产条件构成了作为社会根本现实的经济基础，而社会制度（法律、政府行政部门、教会）组成了上层建筑。对马克思来说，经济学，而不是心理学，是根本的人的科学，因此当他这么界定的时候，他创造了一种看待人类事务的新方式——信仰或知识或社会制度同权力运作的关系。“当启蒙运动作家或19世纪的自由主义分子从宣扬人性开始思考时，马克思正好相反，他寻求通过历史和经济因素来解释人性。”[3118]

现在看起来也许令人吃惊，但是一开始，马克思的思想并没有在西欧被接受，直到19世纪末（哈罗德·柏金斯说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的英国“几乎不为人知”）。一开始，俄国人对他更感兴趣，俄国当时还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非常落后的国家，那里的人们开始思考，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是否能向前“飞跃”，还是需要经历西方已经经历过的不同的改革、革命和复兴？马克思吸引西方的注意是在后来俄国的形势激化，并且似乎印证了他的论点时。

其他帮助建立社会学和塑造20世纪的德意志社会学家有马克斯·韦伯、斐迪南·滕尼斯和格奥尔格·齐美尔。同马克思一样，韦伯的理论也主要是经济学的，但是他还借鉴了孔德的理论，而且很可能是第一个称自己为社会学家的德意志人。（在19世纪末之前，把社会称为“社会”并不常见。人们指称“政治社会”“蒙昧社会”，等等，但不用“社会”来指称任何更抽象的东西。[3119]）

德意志社会学家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现代性”，现代生活在社会、政治、心理、经济和道德意义上如何同之前的生活区分开。这一思想因为德意志在1871年1月1日的正式统一而显得尤其重要。马克斯·韦伯的所有工作都是要指出，是什么使现代西方文明独具特色，但是正如罗杰尔·史密斯概括的，所有早期社会学家都对现代性是如何产生的感兴趣。下面是史密斯的清单：

赫伯特·斯宾塞：现代性包括从一个以好战［军事］为主导的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卡尔·马克思：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

亨利·梅恩（英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著名作品是《古代法》，采用一种进化思想）：身份→契约；

马克斯·韦伯：传统权威→理性—法律权威；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联盟。[3120]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应当通过分析和确认什么才是“不可避免的现代社会和经济条件”来帮助新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他是1872年成立的“社会政治联盟”团体的成员，主要都是些经济史学家，团体的目标是研究社会条件同工业化之间的联系。[3121]“社会政治联盟”成员认为德国正面临困境。他们主张，他们现在生活和工作的第二帝国除了接受工业化没有其他选择，但是同时他们又不相信经济能同等地满足每个人。他们因此建议政府制定能反映这一现实的政策，例如制定旨在缓解工人阶级贫困的国家保障体系。[3122]

在社会学领域，韦伯是一个博学者。他起初撰写经济史，后来调查普鲁士在19世纪80年代的农业萧条，然后又转向另一历史层面，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的古代宗教，它们为他提供了一个看待（现代）西方经济发展的比较视角。[3123]这为他1904年出版的最著名的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增加了权威性。在书中，他试图解释，“现代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发展，资本主义，首先且主要是新教徒实践的一种行为活动，即使在天主教国家也是如此”。[3124]而且，这些新教徒不是因为金钱能够买到奢侈而必然对创造财富感兴趣，而是因为工作是一种道德义务形式，一种使命，是履行对上帝的责任的最好方式。实际上，对天主教徒来说，最高的理想是通过远离尘世和冥想而净化个人的灵魂（就像隐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