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关于人类秩序的新思想：社会科学和统计学的起源

什么即时效应，但是这件事后来成为传奇。使该调查非常不寻常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霍乱杆菌是由罗伯特·科赫在斯诺调查的二十八年后才发现的。[3137]

疾病细菌学说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完全成形。在斯诺得出结论的差不多同一时间，匈牙利人伊格纳茨·塞麦尔韦斯观察到，外科医生在接生前后洗手就可以减少产褥热的发生。约瑟夫·李斯特在1865年更进一步，他提出手术时，在病人的伤口上使用石碳酸（防腐剂）。但是直到路易·巴斯德注意到变弱的细菌可以用来提供由该类正常细菌引起的疾病的免疫力，才构想出接种概念，并很快将它运用到广泛的城市疾病（肺结核、白喉和霍乱）的防治中。[3138]

城市化问题还促使英国人建立从1851年开始的十年一次的普查机制，目的是为现代英国的社会各层面提供一个简单但是经验性的基础。普查反过来激发了对贫困和住房问题的第一次系统评估。罗杰·史密斯说，这“改变了英国的政治和道德意识”。[3139]

普查反映出人们对统计学兴趣的增长。成立于1831年的英国科学进步学会，其本身也是一个新组织，在同年成立了统计部。两年后，曼彻斯特统计学会成立，再过一年伦敦学会成立。现在人们毫不怀疑，收集发病率、犯罪率或精神病或营养状况的数据，将构成政府制定社会政策和大学社会科学的实证基础。突然之间，或说看上去突然之间，人们可以获得大量描述英国和其他地方生活的数据。正是这些大量的数据引发了更加复杂的统计学分析，而不是简单的计算。两种统计学方法的第一种集中在生活任意方面测量值的分布，第二种是分析各种测量值之间的相关性。这些技术除了具有政策意义外，还有其他两个影响。它们表明，某些不同现象是如何倾向于一起出现，产生新的问题；它们还揭示出那些相关性总是不太完美的程度。因为测量值在变化（沿着一个分布方向），人们开始就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提出疑问。这种痴迷在20世纪变得日益突出，甚至在硬科学领域，例如物理学，也是如此。[3140]

比较正式的统计学始于比利时天文学家L.A.J.凯特莱（1796—1874）。他于1823来到巴黎学习天文学，在那里他接触到当时七十多岁的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创立的概率论（他死于1827年）。这里，我们要回到德朗贝尔和梅尚为米的精确测量而做的调查上。肯·亚尔德在关于此次调查的书中说，这两个人的工作方式非常不同。德朗贝尔在标明页码的笔记本上用钢笔记录下所有东西：他犯的任何错误都在那里，所有人都能看见。而梅尚使用单独的纸张，通常只是纸片，用铅笔记录，字迹可能褪色，甚至被擦掉或丢失。不管这些工作方式是否具有说明意义，当两个人一起比较笔记时，德朗贝尔发现他的同事显然捏造了许多数据，主要为了同期望的结果一致。这些“不一致”出现的一个原因是，地球其实是一个比梅尚想象的还要不规则的球体，它意味着子午线会稍微变化，因此在某些位置，重力也会稍微不同，会影响他们使用的铅垂线。但是梅尚认为他获得了不规则的结果是因为错误计算了三角测量中恒星的度数。到那时，恒星的准确位置已经几乎成为天文学和数学的一个经典问题。从表面上看，确定恒星的准确位置（和明显的运动轨迹）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一点也不简单。在测定单位米之前，人们知道即使用最先进的望远镜，也很难定位遥远恒星的准确位置。观察可能产生一系列结果。一开始，对这些观察所做的算术均数被当作“真正”答案。后来发现，人们对读数有系统性的不同，这样研究人员习惯了消除这一偏差。但是许多数学家对此仍然不满意：他们感到更接近均数的观察结果应当比不接近的结果更有效、更有分量。这引发了两个重要发展。阿德里安—马里·勒让德发明了完成此任务的最小平方法。在这种方法下，任何序列观察结果的最佳匹配被认为是“从每个采样点与曲线误差值的最小平方”。[3141]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一点是，勒让德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并且首先根据德朗贝尔和梅尚的数据进行了成功测算。

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1777—1855）在拉普拉斯、凯特莱和勒让德的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取得了第二大进步。从本质上，天文学技术表明，当把不同天文学家的观察结果在图表上标注时，它们（用规范的语言说）“呈规则分布”。这种规则分布被发现也适用于其他现象，因此该短语变成“标准分布”（在均数上下）。19世纪90年代，英国数学家卡尔·皮尔逊（1857—1936）发明了“正态分布曲线”，也就是后来的钟形曲线。这可能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因为钟形曲线被凯特莱用来发明他所说的“平均人”概念。[3142]正是这种想法激发了许多人的想象力，不久便被诸如作家、市场营销人员和制造商广泛运用。除此之外，这一发明还引发了关于人性的更为根本的问题。平均人是理想人吗？抑或是最平庸的人？处在分布边缘的人是怪人还是堕落的人？平均人是否代表人的本质？[3143]

人们开始认识到，统计学中有某种基本的，甚至神秘的东西。正态分布、平均人的概念本身意味着男人和女人在某种意义上按照数字逻辑行动。例如，虽然个别谋杀是不可预测的，但是犯罪统计数字揭示出，在有多少谋杀发生以及在哪里发生方面呈现出规则特征，甚至一种稳定性。涂尔干在自杀的问题上发现了同样的现象。这些对现代生活的复杂性说明了什么？这种隐藏的模式说明了什么？“因此统计学似乎成为使社会事实研究像物理学研究一样客观和精确的一种方法，也是社会科学像物理学一样发现一般规律的方法。”这种思想为那些相信“必须为了一般福利而重建……竞争体系”，以及国家应该干预以缓解严酷工业化带来的损害的人提供了希望。[3144]这也是1883至1884年成立于伦敦的费边社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主要信仰之一，后者从1903年开始教授社会学。[3145]

但是，正如我们在第17章看到的，13、14世纪测量的发展、精确性的提高和定量思维的兴起是现代西方诞生的因素之一，而这方面的进一步飞跃出现在维多利亚时期。最后的影响来自埃德温·查德威克，他坚持政府调查中必须包括一个特殊问题，“死因”。[3146]查德威克是两次王室调查（关于济贫法和劳动卫生条件）的研究员，“事实调查员”，而且由于他的工作，维多利亚时期对统计的热情进一步强化（为济贫法委员会收集的统计资料有14卷）。查德威克得出的最令人震惊的数字是，7.7万靠救济度日的人中，不少于1.4万人由于发烧而沦为穷人。[3147]这种相关性确认出前人从未想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今天依然存在的一个问题。查德威克确认并发表了工业城市日益增长的死亡率，它在十年内翻了一倍，并且表明，在贫困地区，每120人中，是的，是120人，“只有一个很难使用的厕所”。[3148]

这些数据使许多维多利亚中产阶级人士感到愤怒，也为现代政治（例如工党的成立）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仍有其他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认为，统计和测量的冲动是一种控制形式。历史学家G.M.扬写道：“我认为铁路时刻表约束了最大多数的人。”[3149]但是在一个大众社会，统计是必需的手段，它远不是一种控制因素。对许多人来说，它是一种自由。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统计是激动人心的。从哲学意义上，它揭示了集体生活中的确定因素和不确定因素；从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