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关于人类秩序的新思想：社会科学和统计学的起源

8]第三种反应又不同。这一观点认为革命不受控制，是因为有些人急切地希望把自由放在秩序的前面，而另外一些人则相反，把秩序放在自由的前面。什么才是能够使自由最大化的最佳秩序？这就是社会学得以产生的奠基性问题。

罗杰·史密斯认为，是法国的革命党人把变化描述为社会艺术，而最先提到社会科学的是西哀士的《什么是第三等级》。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试图确定，同君主、贵族和教会相比，法国的“平民”到底是什么。在西哀士和追随他的同道人心里，社会科学其实是思想上的一个新阶段，是世俗世界思想向前迈出的一步，因为人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无须求助于政治派别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3099]孔多塞首先是法兰西科学院的终身秘书（曾经因为砍头的威胁而躲藏），他在创立“1789俱乐部”时采用了西哀士的话，其具体目标是运用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来重建法国社会。虽然俱乐部在孔多塞死于监狱之后即解散，但是社会科学的理想却留存下来，在1795年大学和大学校的改革之后，在新的法兰西学院下属的“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学院”下成立了一个“社会科学和法律系”。[3100]

社会科学在法国流行一点也不奇怪。大革命之后，法国不再由“臣民”组成，而是由“公民”组成了，它意味着学习一种新的共同生活方式。而这因为左派和右派（第一次用这些术语是标明1789年后法国制宪会议的座位表）公民感到需要一点新的东西而变得越发迫切。[3101]

如果说西哀士和孔多塞是第一个造出“社会科学”术语的人，那么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科学家，至少在法国，是克劳德—亨利·德·圣西门（1760—1825）。他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为美国而战，因此非常清楚年轻的共和国是如何在合适的情况下采用启蒙运动思想来实现民主、科学和进步的。而且同许多他那一代的法国人一样，他也迷恋于数学和自然科学最近取得的进步。他目睹了科学不断进步和政治体制上的混乱无序之间的强烈对比，这使他朝着社会科学领域发展。这种科学进步以及伴随的普遍乐观主义促使他引入“实证”一词来描述那些最终不再依赖形而上学解释的人类活动。大革命之后，他认为人的科学将变得越来越具有实证性，尤其是如果生理学继续取得它现在正取得的进步，更是如此。他相信，在“具体的诸如气候、健康、饮食和劳动等社会生活条件中”，有待发现其中的规律和模式。他相信，生活中存在与政治（或神学）不相关的组织。对圣西门而言，医学，尤其是生理学，是这一社会组织的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开始问，是否存在我们不知道的支配社会行为的原理，就像血液循环的原理也曾不为我们了解一样。[3102]

但是，如果说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种人类秩序新理论的社会科学首先出现在法国，那么可以说正是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从英国乡村到城镇的大批移民产生了对这一新理论的实践需求。1801至1851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近乎翻倍增长，从1050万增长到2080万，而城市的人口增长完全不成比例。伯明翰人口从7.1万增长到23.3万，增长到原先的328%，格拉斯哥从8.4万跃到32.9万（392%），曼彻斯特/索尔福德从9.5万增长到40.1万，令人吃惊地增长到原先的422%。[3103]这样的大幅度增长必然产生重大后果，最糟糕的就是恶劣的住房、拥挤的工厂、对童工的残酷、简陋原始的卫生条件和它引发的疾病。几十万工人，如果不是几百万，住在拥挤、狭窄的屋子里，居住的建筑物被高炉的煤烟熏得不成样子，缺乏最基本的生活设施。条件如此恶劣，以致在伯明翰和斯托克之间的整个地区成为“黑色乡村”。[3104]

约翰·马科斯收集了一些关于童工和疾病的恐怖记载。“大量七岁以上可怜的儿童被送到工厂主那里，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星期六也不休息，监工经常用鞭子抽打他们。有时，童工一周6天连续每天工作14或15个小时，吃饭的时间被用来擦洗机器……下面是1831至1832年间送交政府工厂童工委员会的部分证据：‘在寒风凛冽的天气，早上这些女孩什么时候去工厂？’‘在寒风凛冽的天气，她们连续6个星期，早上3点去工厂，晚上10点或将近10点半回来。’‘在19个小时的工作中休息时间是多少？’‘早餐，15分钟；晚餐，30分钟；喝水，15分钟。’‘这些时间有没有被用来擦洗机器？’‘她们一般必须把机器完全擦干；有时要占用整个早饭或喝水的时间，因此她们不得不用最快速度吃完晚饭或早饭。如果吃不完，就带回家。’”[3105]尽管从1819年开始，议会通过了法案限制这种极度的剥削，但是远远不够，童工的条件依然悲惨。

在这种制度下，儿童变得如此疲惫，他们不得不在早上被摇醒，由成年监工帮着穿衣服。“在有些煤矿，条件甚至更加恶劣。儿童四岁就沦为童工，负责打开和关闭通风活门。他们不得不长时间坐在煤堆上挖出的小洞里，用一个委员的话说，他们的工作‘是最差的单独监禁’。”[3106]不足为奇，这些工厂中的死亡率是令人震惊的，尤其是很多儿童因为工作时睡着而滑入机器中。这至少还算死得快。有许多疾病从这种肮脏的卫生条件中爆发，最突出的是肺结核、霍乱和伤寒这三大邪恶的疾病。[3107]

狄更斯等作家创作了“工业小说”，罗伯特·欧文等人发起了法律改革运动，不过第一个认为工业化能够成为系统研究问题的人是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孔德有一个突出的身体特征，短腿。他的成长环境非常特别，因为他在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家庭中长大，而这似乎对他产生了一生的影响：他总是与女人发生纠葛，而且总是对那些境遇不如自己的人感兴趣。孔德出生于一个公务员家庭，他进入当时以科学和工程课程著称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专心研究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正是在这里，孔德发现了自己一生的目标，即“运用物理学方法来研究社会”。[3108]孔德知道他周围的社会正在发生根本变化：他所称的“神学”和“军事”价值正在让位于“科学”和“工业”价值。他说，在这样一个世界，工业家取代了战士，科学家取代了教士。社会科学家，“由于他们掌握人类和谐，从而在本质上扮演着新社会等级中高级教士的角色”。[3109]

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毕业后，从1817年到1824年，孔德成为圣西门的秘书。在闹翻之后（因为孔德觉得圣西门发表的一篇文章没有给予他足够的荣誉），这位秘书开始了自己的道路。他是一个坚定的阶段论者，在《实证哲学教程》中，他提出，人类和科学都经过了三个阶段。[3110]首先是神学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把宇宙现象归因于一个神灵；在第二个形而上学阶段，人类把原因归结为抽象的力量或形式；在第三个阶段，他称之为“实证阶段”，科学“摒弃了对终极动因的寻求”，开始在“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中”寻找规律和可预测的顺序。他相信，人类在主要科学领域已经取得了系统进步：17世纪的物理学，18世纪和他所在的19世纪早期的生命科学。他说，从现在开始，科学，尤其是生命科学，将成为进化文明的中心。[3111]在他自己心中，他把生命科学称为“有机物理学”，并分为生理学和社会物理学，也就是后来他说的社会学，一个他自己造出的新词。他说，社会物理学本质上从生理学分化而来，“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即社会世界的规则，它们是不能被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