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历史、史前史和深度时间的兴起

1798年5月，思想史上最卓越的一次探险活动从法国的土伦出发。不少于一百六十七位化学家、工程师、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建筑师、画家、诗人、音乐家和医生被召集起来，他们被当时集结在法国南部这个港口的三万八千军人称为“学者”。同军队一样，这些学者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因为他们年轻的指挥官拿破仑·波拿巴对目的地保守秘密。这些学者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五岁，最年轻的十四岁，不过其中也不乏著名人物，他们包括：花卉画家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地质学家格拉代·德·多洛米厄（多洛米特山就是以他命名的），还有卓越的化学家和博物学家尼古拉·孔特。[2995]

事实证明，他们要前往埃及。被维克多·雨果欢呼为“西方的穆罕默德”的拿破仑乘坐一艘名为“东方”号的舰船在亚历山大港登陆。这次远征是殖民主义和文化/思想冒险活动的结合。波拿巴公开宣称的目标不仅仅是征服，而且是为了综合法老的智慧和伊斯兰的信仰，为此，军队在埃及的一切行为“都通过准确的《古兰经》阿拉伯语进行解释，得到合理化”。同军队一起，学者可以随时对中东世界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在许多方面都令人震惊。条件非常艰苦，他们不得不随机应变。孔特发明了一种新型泵和一种不用石墨的新型铅笔。外科医生拉雷让自己成为一位人类学家，对犹太人、土耳其人、希腊人和贝都因人组成的混杂人口的关系做记录。每隔十天左右，他们就出版一种定期刊物，部分是为了供军队消遣娱乐，部分也是为了记录他们自己的活动和发现。拿破仑自己组织辩论，作为提供给学者的一种高级娱乐形式，发表关于政府、宗教和伦理问题的观点。[2996]最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学者收集资料，成为后来二十三卷本《埃及志》的材料，该书每一页有一平方米大小（记住，米是当时的新测量单位），在随后的二十五年里连续出版。《埃及志》探索了许多事物。它的开篇是由让—巴蒂斯特·约瑟夫·傅立叶撰写的一百多页的导论。傅立叶是拿破仑秘密建立的埃及研究院的秘书。傅立叶表明，法国把埃及视为“一个伟大的记忆中心”，它是亚洲、非洲和欧洲的聚焦点（正如之前的亚历山大港一样），因此，它“对艺术、科学和政府具有重要意义”，将来它的发展不可限量。《埃及志》接下来简要描述了埃及自然存在的新的动植物群落和新的化学物质，还有新的地质特征。但是最能激发学者想象力、让他们变成世界上第一批埃及学家并且回国后尤其受欢迎的，是考古发现，其规模之大、种类之丰富，使所有接触到的人都为之疯狂。当一队士兵在罗塞塔建造防御工事而清理一块土地，发现一大块花岗岩时，人们的疯狂尤其加剧。这块石碑刻有三个文本，一个用象形文字，一个用通俗的埃及草体，一个用希腊语。它表明，象形文字有可能很快得到破解。（见前面第29章。[2997]）

可以说，西方的考古学开始于这次远征，为此，我们要感谢拿破仑。事实上，在思想领域，我们要感谢拿破仑的还有很多。从埃及回国后，拿破仑接着发动了对德意志的战役，间接来说，这场战役的好处也不少。到19世纪初期，经历三十年战争之后的大约两千个自治德语国家已经减少到大约三百个。按其他国家的标准，这仍旧是个大数目，但是在1813年，德意志人在普鲁士的领导下最终成功地击败了拿破仑，与此同时，他们学会了秩序和尊重规则等美德，这在将来会给德意志带来巨大的益处。[2998]这是朝着1871年德意志统一而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18世纪，四分五裂的德语国家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其他国家——荷兰、比利时、英国和法国，不仅体现在政治自由、贸易、科学进步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工业创新方面。这一点在拿破仑的迅速攻势下变得尤其明显。19世纪将目睹德意志的兴起，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上。当拿破仑在整个欧洲势如破竹时，即大约19世纪20年代，德意志的大学还名不见经传。18世纪初，只有哥廷根大学堪称在学术方面有所成就。然而，拿破仑的征服使许多德意志人感到屈辱，在他的刺激之下，亲法的普鲁士大臣威廉·冯·洪堡（1767—1835）着力推动一系列行政改革措施，它们对德意志的知识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洪堡在拿破仑崛起之前就在巴黎待过。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洪堡构想出了现代大学的理念，它不仅仅是培训教士、医生和律师的学院，那是传统的套路，它更是使研究成为基本活动的地方。与此同时，洪堡还引入了德意志的中学教师如果要教书必须拥有学位的做法。这比以前更直接地把大学同中学联系起来，帮助在整个德语社会传播了建立在原创性研究基础上的学术理想。建立在原创性研究基础上的高等学位“哲学博士”被引入。德意志的思想界发生转型，不久其影响传播到整个欧洲和北美洲。[2999]

这开启了德意志思想影响的黄金时代，这一影响直到希特勒1933年之后的疯狂破坏才终止。德意志的思想发展首先表现在柏林大学（后来改称洪堡大学）。在其诸多的著名思想家中，有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历史学家巴托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和法学家弗里德里希·卡尔·萨维尼。不仅仅是名字而已。新的学科被发明，它们超越了传统的法律、医学和神学的学科分类。例如，哲学、历史学、化学和生理学等学科细分都在那时开始形成、发展和壮大。[3000]随着崭新的文献（史学家的历史材料、化学家的化学知识）的发展，学科分类思想本身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正如罗杰·史密斯指出的，这是专门文献和普通阅读首次出现区分的时期。也正如史密斯所说，这些新学科还没有包括社会学或心理学，后者的形成是以一种更加实际的方式，是在大学之外，在监狱、精神病院或济贫院的观察的结果。[3001]

历史学的兴起部分归功于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他提出，当宇宙逐渐展现自身时，“神圣意志”随着时间而逐渐展现，因此，历史其实就是这一神圣意志的描述。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历史将取代神学，成为理解最终真理的方式。因为黑格尔，人类不再是被动的生物，不再是历史的观察者，而从各个方面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创造者，或说同神圣意志一起的共同创造者。黑格尔关于历史如何前进的著名理论——正题、反题、合题，以及他认为在特定的关键时刻，“世界历史人物”（例如拿破仑）将会出现并提炼和人格化一个时代的中心论题的思想，对许多人来说是关于过去以及过去如何走向现在的最令人满意的思想。[3002]

但历史学并不仅仅只有黑格尔。我们已经看到了帮助历史研究在德意志复兴的学科——语文学，即语言的比较科学的兴起。甚至到19世纪，古典语言仍旧占有相当的位置，虽然语言研究已经因为威廉·琼斯爵士关于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之间联系的观察而发生了转变（论述见第29章）。琼斯的洞见产生了应有的影响，因为在当时，许多人熟悉古典著作，尤其是博士论文（即使在“硬”科学领域）必须用拉丁文撰写。中学也强调希腊语和拉丁语，因为古典作家在逻辑、修辞和道德哲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威廉·琼斯的创举，以及随后古代印度经文的发现和翻译，不仅改变了语文学，而且改变了对所有文本的研究。这一方面最重大的努力首先出现在18世纪晚期的哥廷根，在那里，《圣经》文本得到了极其细致的分析。这种做法最终对神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表明，在19世纪早期，语文学成为新兴大学的主要学科，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