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历史、史前史和深度时间的兴起

境时产生的。[3061]人口中的偶然变化意味着，某些人更适应新的环境，他们也因此更可能成为新人种的父母。

纵观19世纪中期，大家都在谈论社会和自然中的争斗、竞争作用。[3062]现在要无视或反驳岩石中的证据已经很难，岩石提供了一幅清楚的图景。“最古老的岩石［6亿年前］中只发现了无脊椎动物的残骸，第一种鱼类在志留纪［4.4亿年前至4.1亿年前］才出现。中生代［2.5亿年前至6500万年前］是爬行动物的时代，包括恐龙。虽然中生代也有少量的哺乳动物，但它们到新生代［6500万年前至现在］才繁盛起来，逐渐变成今天更高级的生物，包括人类。”[3063]（方括号内的时间在19世纪当然还不被人认可。）当时的人很难不在这一进步中读出某种“终极目标”，通过各个阶段，“通向”人类，“因此揭示出一个具有象征目标的神圣计划”。在当时的作品中，大多数“生命之树”都表示出一根主干，比其他的树枝都要粗，直接指引向人类。

当然，根据詹姆斯·西科德的近著，对这种图景不得不做出修正。在书中，西科德提供了达尔文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阅读《创世的自然史遗迹》时做的笔记。虽然达尔文对书中的许多论述并不感兴趣（他从未给自己买过一本），但是作为“传播中”的思想的头一个，《创世的自然史遗迹》显然对达尔文在加强自己的自然选择理论同其他对抗理论的区别时产生了影响。[3064]

在这一“思想气候”，或说“传播的东西”中，“演进主义”及其成立的最后一个因素是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的作品。近年来，华莱士在发现进化论中的名声和角色也经历了变化。多年以来，人们认为华莱士在1858年递交给达尔文的论文《论变种极大偏离原始物种的倾向》清楚地提出了自然选择，以至于达尔文被迫开始考虑出版他自己的书《物种起源》。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华莱士从未获得应有的认可。他们甚至暗示，达尔文及其追随者有意使华莱士远离公众视线。[3065]然而，最近对华莱士论文的仔细研读表明，他的自然选择思想同达尔文并不相同，而且作为一种解释工具远远不如后者有力。特别是，华莱士没有强调个体之间的竞争，而是强调了个体同环境之间的争斗。对华莱士而言，那些较不适应的个体，即那些较不适应环境的个体，将会消亡，尤其当那个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在这个体系下，每个个体都为环境而斗争，每个个体的命运都同其他个体没有关系。[3066]这种差别，也是根本的差别，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当达尔文的书在华莱士递交论文后的次年出版时，后者没有表示任何反对。[3067]

当然，以上所说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当《物种起源》在1859年出版时，它带来了“一种崭新的，对达尔文的同时代人而言完全没有意料到的关于生物进化问题的解释”。达尔文的理论解释了生物世界的一种新的变化机制，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做到的。它表明了一个物种如何产生另一个物种，用恩斯特·迈尔的话说，“不仅代表了一种新科学理论对另一科学理论（物种不变论）的取代，而且要求重新思考人类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更具体的是，它要求摒弃西方人的一些最根深蒂固、最珍视的信仰”。对彼得·鲍勒来说，“随着基督教的人与自然观被一种唯物主义观所取代，思想史家把生物学中的革命看作西方社会价值体系一个更深刻的变化的征兆”。[3068]达尔文提出的最著名的洞见是他的自然选择说，也是该书的主要理论（书的全名是《依据自然选择或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任何物种的个体都表现出变体特征，那些适应能力更强的个体更有可能繁殖并产生新的后代。这样，比其他个体更能适应的偶然变体受到鼓励。这一理论或过程不需要“设计”，而且同时比任何其他理论都更经济，能够从各个方面被观察到。[3069]

虽然达尔文是在与华莱士接触后被激发而出版了《物种起源》，但自从19世纪30年代后期，在乘坐如今闻名于世的“小猎犬”号环球航行后，他就一直在酝酿他的理论。在南美洲，尤其是在加拉巴哥群岛，当他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研究物种变体时，在那里度过的时间教会他从群体而不是个体的角度思考问题。当他在巴塔哥尼亚的彭巴草原旅行时，他对普通的美洲鸵鸟，一种不能飞的鸟类，已经很熟悉了。在四处游览时，他吃过各种不同的鸵鸟。他注意到，在被两个鸟群占领的地区的边界，存在优势权力的争斗。他开始感到惊奇，为什么在不同的岛屿和大陆存在相关的物种，难道上帝访问过每个地方，并且做了细微的调整？[3070]通过对藤壶的研究，他发现一个物种会有多种变体，所有的这些观察和推理逐渐汇集起来。当他的书在1859年11月24日出版时，第一天就被抢购了1250本。达尔文自己则在约克郡的伊尔克雷疗养，等待暴风雨的到来。[3071]他没有等太久，原因不难看出：恩斯特·迈尔说，达尔文的理论有六大哲学意义：（1）一个静止的世界被一个演化的世界取代；（2）证明了创造宇宙说是不可置信的；（3）摒弃了宇宙目的论（认为宇宙存在一个目的）；（4）废除了绝对人类本位说（世界的目标就是创造人类）的任何证据；（5）用纯粹的唯物主义发展过程代替世界的“设计”说；（6）本质主义被种群思维代替。

我们必须对《物种起源》的影响有清楚的了解。它同达尔文可靠的信誉有一定的关系，而且他的书中充满了支持证据。它不是一个不知名人物写的。[3072]然而，其影响也同以下事实相关：正如詹姆斯·西科德指出的，该书解决了，或说似乎解决了一个危机，而不是引发了一个危机。自然选择本质上是进化论最后的支撑，而不是第一个；是进化论最后的补充，它提供了一个物种如何产生另一个物种的机制。《物种起源》的非革命性质，用彼得·鲍勒的话说，在西科德书中的图表里得到了证明。根据它的记录，《物种起源》到20世纪才开始决定性地比《创世的自然史遗迹》更畅销。[3073]

即便如此，《物种起源》确实引发了强烈反对。达尔文自己认识到，他的自然选择理论将是其学说中最有争议的部分，他没有错。达尔文崇拜的一位哲学家约翰F.W.赫歇尔称自然选择是“乱七八糟的法则”，而塞奇威克（既是神学家，又是科学家）诅咒它是一种“道德侮辱”。[3074]许多对《物种起源》的好评对自然选择都保持不温不热：例如赖尔就从来没有完全接受，并把自然选择描述为“令人反感”，而T.H.赫胥黎认为它无法得到证实。[3075]19世纪晚期，当进化论被广泛接受时，自然选择却被忽视，这很重要，因为忽略自然选择使人们假定进化“是为了向一个特定的目标发展，正如胚胎朝着成熟发展一样”。如果这样看的话，进化论就不像有时表现的那样是对宗教的一种威胁了。[3076]事实上，《物种起源》有两章论述了生命形式的地理分布，借用了上述的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知识，因此人们接受这些比接受自然选择机制容易得多。《创世的自然史遗迹》为此做了部分准备。恩斯特·迈尔说达尔文理论的自然选择部分直到20世纪30、40年代，在进化综合论出现后才最终被接受。[3077]许多人只是简单地认为《物种起源》的含义是不道德的，并始终相信，世界是井然有序的（这是上帝存在的证据），达尔文关于偶然进化（“乱七八糟”）的思想无法创造这样的和谐。他们说，达尔文学说是自私和奢侈的，一个仁慈的神灵永远不会允许这样的过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