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历史、史前史和深度时间的兴起

用达尔文的理论，音乐能力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完成抽象数学演算能力的目的是什么？[3078]应该说，达尔文对“选择”这个词从来都不满意，而许多人对如何理解“最适者”存在误区。一些批评家认为，达尔文的理论化方式是不科学的，因为他的理论无法被证伪。

达尔文的理论显然有一个重大缺陷。它没有论述遗传特征传给下一代的真正机制（“硬遗传”）。虽然摩拉维亚的格雷戈尔·孟德尔修士在1865年发现了这些机制，但是达尔文和所有人都忽略了它们的重要性，它们直到1900年才被重新发现、广泛传播。在孟德尔被重新发现之前，德意志生物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最受关注，尤其是他从细胞理论发展出的“种质”思想。细胞首次被发现是在显微镜被发明之后，当时被称为“水珠”或“气泡”。到19世纪早期，随着显微镜设计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从马里—弗朗索瓦·格扎维埃·比沙开始，众多生物学家确认了二十一类动物组织，发现它们都由细胞构成。现在的研究表明细胞不仅包含细胞壁，而且包含一种黏性“生命物质”，J.E.普尔基涅在1839年把这种物质命名为“原生质”。[3079]最后证明所有的动植物都由细胞构成的人是J.J.施莱登（植物，1838年）和特奥多尔·施旺（动物，1839年）。魏斯曼注意到细胞核的存在，并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点：种质不包括完整的生殖细胞，而是集中在细胞核内的杆状结构中，这些杆状结构因为被碱性染料着上不同的颜色，因此称为“染色体”。但是即使孟德尔的理论被重新发现，也并没有立即表现出来他的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完善”了达尔文理论。这是因为当时发起了一场激烈的论辩：选择，如果发生的话，是在连续变体上发生作用，还是在离散变体上发生作用？也就是说，特征（例如蓝眼睛或棕色眼睛）是离散变化的，还是像身高那样可以连续变化？孟德尔自己似乎选择离散特征（花的颜色，种子是皱粒还是圆粒），因为它们能够支撑他想要证明的理论，而且因为他有自己的与达尔文不同的理论，即选择对杂交、对过渡类型发生作用。（传统上杂交是一个神学问题，被认为是上帝创造的物种之间的过渡形式。）孟德尔遗传学对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全部意义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得到认识。[3080]

达尔文没有止步于《物种起源》。任何关于达尔文学说的记述都不能忽略《人类的由来》。“演进主义的进化论”思想在19世纪风行各个领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甚至在物理学领域，在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中。他们认为太阳系是一团巨大的尘埃，在重力作用下聚集而成。[3081]

这就是为什么当19世纪中期社会学、人类学和考古学开始兴起时，它们共同打造了一个演进主义框架。早在1861年，亨利·梅恩爵士在《古代法》中就探索了现代法律体系如何从“父权制家族群体”的早期习俗发展而来。[3082]其他采用类似方法的书还有约翰·拉巴克1870年的《文明的起源》和路易斯·摩尔根1877年的《古代社会》，当然最杰出的是詹姆斯·弗雷泽于1890年出版的《金枝》。早期的人类学家还受到殖民地经历的影响：他们几次试图教化殖民地的人，目的是让他们转入“显然”高等的欧洲文化习俗。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这至少让一些人类学家相信，存在“一个所有文化发展时都要经历的固定的阶段顺序”。[3083]从这得出，不能把一种文化从它的早期阶段人为地转入另一阶段。路易斯·摩尔根把这些发展阶段描述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这对殖民者来说是一种令人鼓舞的学说。他讨论的主要思想包括政府思想的演化、家庭思想的演化和财产思想的演化。[3084]

正是在这种知识气候中，考古学家开始构想本书“前言”中讲到的石头手斧的进步，提出了“三阶段论”（石器、铜器、铁器）。我们看到，当时远古“石器时代”的思想遭到激烈的反对。没有人能接受最初的人类同现在已经灭绝的动物共同存在过，只有当佩尔特在法国北部的碎石床发现了同灭绝动物骸骨并存的石器时，思想才开始发生变化。不过，大约在1860年，部分是因为《物种起源》的出版，观念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关于人类远为古老的观点最终被接受。查尔斯·赖尔最后也同意了关于地球的演进主义观点，然后收集了大量支持这一新观点的证据，并且在《人类古老的地质学证据》（1863）中将其做了综合阐述。

最早的石器极端粗糙原始的特点使许多人相信，早期人类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同样原始，这导致约翰·拉巴克提出，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开始演进。这比表面上看来还要令人感到震惊，因为19世纪的宗教思想家仍然认为，现代人同堕落之前的亚当和夏娃相比是倒退的。正是在他的《史前时代》（1865）一书中，拉巴克第一次使用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术语来描述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转变，他说这种转变可以从凿石到磨石的变化中区分开来，当然更加复杂的变化很快被陆续发现。[3085]

对许多人而言，关于人是否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论辩背后的关键是灵魂问题。如果正如事实所说，人类只不过比猿猴高级一点，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抛弃灵魂的概念（传统上区分人与动物的标记）？达尔文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中试图同时完成两件事情：让怀疑者相信人类确实从动物演化而来；同时试图解释人之为人的意义，人如何获得他们独特的品质。

“虽然达尔文逐渐抛弃了对一个仁慈造物主的信仰，但是他显然倾向于认为白种人的确代表向着最高级事物不可避免（即便不规则）的演进中的高等位置。”[3086]在《人类的由来》中，他知道首先必须解释从猿猴到人类的进化中思维能力的巨大增加。[3087]如果进化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为什么会存在这一巨大的脑力差距？这正是宗教怀疑论者寻求的答案。他给出的答案在书中第4章。在那里，达尔文提出，人类拥有一个独特的身体特征，也就是本书开始时提到的直立。达尔文认为，这种直立和双足行走模式能解放人的双手，从而最终发展出使用工具的能力。他说，正是这一点将在大猿猴的一类中引发智力的迅速增长。[3088]在《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去解释为什么远古人类开始直立行走，直到1889年华莱士才指出，可能是因为对新环境的一种适应。他猜想，也许因为气候变化，森林在减少，早期人类被迫从树上转移到开阔的热带草原。他提出，在热带草原，直立行走是一种更合适的行动模式。

直立的重要意义起初并没有被认为非常重大，尽管这一思想是达尔文本人提出的。直到尤金·杜布瓦在1891至1892年间发现了“爪哇猿人”，即直立猿人（现在的人属），这一理论才显出其重要性（也证实了尼安德特人骸骨的重要性，见第1章）。直立猿人的骸骨包括能表明双足直立结构的一块股骨。还有一块表明脑的大小在猿猴与人类之间的头骨。即使如此，人类直立的重要意义要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完全认可。[3089]

达尔文学说留给我们的遗产是复杂的。“进化论的到来被有些人看作是现代文化同西方思想的传统根源分离的分水岭。”[3090]毫无疑问，除了它本身的思想内容，该学说的发表也在西方思想的世俗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点将在第35章讨论。[3091]达尔文学说迫使人们面对一种新的历史观：历史是偶然发生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