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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历史、史前史和深度时间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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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冶炼,等等。[3047]在最后一篇论文中,托马斯·查默斯博士坚持认为,人类良心的存在,道德性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精致的、神圣构成的和谐存在的绝对证据……”[3048]

这些论文很流行。它们在1833至1836年间分别发表,至少到19世纪50年代每篇论文都出了四版。它们的主要缺陷在于对待科学的轻率方式,每一篇写得都像最后的定音,就好像地质学、生物学、语文学和其他新兴学科除了过去的发现外,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发展。

对“布里奇沃特论文”做出的最迅速的反应是查尔斯·巴贝奇于1838年发表的《第九篇布里奇沃特论文》。文章提出,肯定存在一个创造者,因为巴贝奇自己就创造了著名的“计算引擎”,也就是现代计算机的前身。他能够给机器编制程序,让它改变之前预定计划的运算。这样就诞生了一种将会流行的观念“创造法则”,挺像繁殖法则。这一观点在另一位爱丁堡人罗伯特·钱伯斯手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运用,他在1844年出版的《创世的自然史遗迹》是对传统的根本叛离,如此激进,他不得不匿名出版。这本书提出了进化论的基本思想,尽管丝毫没有预见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钱伯斯把生命过程描述为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他首先说明,生命是自然发生的,“并援引很快将被推翻的某些实验作为证据,这些实验中,小昆虫在电的作用下产生”。[3049]他以巴贝奇的《第九篇布里奇沃特论文》为例,提出模糊的创造法则来解释演化。但是他的主要贡献,正如本书“前言”中介绍的,是按照上升体系组织古生物学的证据,并且提出人类并不比自然世界的其他有机物更高级。尽管他没有掌握自然选择,或说没有掌握进化是如何运作的,但是钱伯斯确实比达尔文早十五年向大家介绍了进化的思想。[3050]詹姆斯·西科德在他的《维多利亚的轰动》(2000)中全面探讨了《创世的自然史遗迹》的影响。他甚至说,达尔文在某种意义上是被钱伯斯“占了先机”;英国社会上下都在讨论《创世的自然史遗迹》,在各种协会、时髦的知识分子沙龙和学会,在伦敦、剑桥、利物浦和爱丁堡,还有在下层社会群体中;书中提倡的思想逐渐变成普遍议题,绘画、展览和新兴大众发行的报纸上的漫画中都提到它;女权主义者和自由思想者也在讨论它。西科德指出,钱伯斯不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一个来自出版商家庭的中层知识分子,他的书实质上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进步”叙事,既充分借用了科学发现,也充分借用了新兴小说的叙事技巧(小说本身就是一种新事物)。钱伯斯相信他的书会造成轰动:他匿名出版的一个原因是怕万一反响不好,另一个原因是怕反响太好。但是,西科德说,作者匿名本身就说明,整个进化问题到19世纪40年代已经有较广泛的传播,而且带来了很大的争议。西科德提出的特别重要的观点是,正是《创世的自然史遗迹》(出版十四次)向最广泛的人们介绍了进化思想,因此,这样看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化解了一个危机,而不是引发了一个危机:“进化思想不是以达尔文为中心的叙事。”这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修正。[3051]

对“布里奇沃特论文”的另一个同样有说服力的回应几乎与《创世的自然史遗迹》同时出现,它凸显了正在展开的科学的性质,这就是路易·阿加西和其他人对大冰期的发现。阿加西是一位瑞士地质学家,他后来因为关于冰川的研究而于1847年被邀请到哈佛大学。关于大冰期的最初思想并不是他的:1795年,詹姆斯·赫顿在他的一次罕见猜想中,曾经怀疑日内瓦附近一些奇怪的、“不规则的”大圆石是被已经消退的冰川携带而来的。但确实是阿加西收集并整理了大量的证据,使这一问题不再存有疑问。赖尔为证明地球的古老而做的努力,也正是阿加西为证明大冰期做的努力。

通过观察现存的冰川(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不乏此类冰川),阿加西得出结论:欧洲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曾经被埋在冰川下,有些地方的冰厚3公里。这一结论(当时因为他对鱼类化石更感兴趣而越发不寻常)主要建立在即使在现在的冰川边沿都能发现的三种证据的基础之上:“不规则大圆石”、冰堆石和冰碛。不规则大圆石是一种大型圆石,就像日内瓦的那些石头一样,它们的结构同周围的岩石很不一样。[3052]它们在冰块增大时被冰川边缘推动着,然后当地球再次变暖,冰川消退时,它们就留在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这样地质学家就能在一块由石灰岩构成的地区突然发现一块巨大的花岗岩圆石。早期地质学家曾经认为这种现象是由大洪水造成的,但是阿加西表明,是冰川带来了这一结果。冰碛是冰川在地球上延展并且(用J.D.麦克杜格尔的话说)像一块巨大的砂纸一样冲刷而成的一种碎石。[3053](冰碛为现代建筑业提供了大量的碎石资源。)冰堆石是在冰川边缘形成的碎石堆,可以非常大:纽约州的长岛大部分是一块长110英里的冰堆石。阿加西和其他人得出结论:最近的大冰期开始于约13万年前,2万年前达到顶峰,1万至1.2万年前迅速结束。它非常重要,因为它同农业开始的证据相符。[3054]它在时间上和文化进化上都提供了一致性。

“进化”这个词最初只在生物学领域使用,指胚胎的发育。在拉丁语原文中,它的意思是“展开”。除了这种用法,“演进”或“发展”也被用来表达“较单一的组织以至今不为人所知的方式生成更复杂的组织”这一连贯性概念。专家们就这一过程是否包括人类而产生分歧。“进化”的第二种用法是文化意义上的。根据维柯、赫尔德和其他人的观察,进化指他们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看到的从比较原始到比较高级的文明形式的进步。彼得·鲍勒指出,早期人类学家E.B.泰勒和L.H.摩尔根等人认为,不同的种族按照相似的文化阶段序列发展,那些仍旧“原始”的民族属于“文化发展中落后的序列,处于白种人在早期阶段已经越过的阶段”。[3055]

拉马克是演进主义最重要的倡导人之一。让—巴蒂斯特·德·莫内,又称德·拉马克骑士(1744—1829),并不是有时被人描绘成的无赖和傻瓜。正是他注意到一些化石物种同现存的生物类似,这使他想到,至少一些化石中的物种可能没有灭绝,而是应对地球上的环境变化而发生了改变,因此仍旧生存,“但以一种我们不能辨认的改进形式”。这是一种前达尔文的适应概念。[3056]拉马克相信地球的古老年龄,认为生命形式在漫长的时间中一直在发生变化。他把人视为这一发展过程的最后结果。[3057]拉马克的进化思想是双重的。首先,他相信自然体现了越来越复杂的原则。其次,他相信任何动物的组织使用越多、发展就越高级,而且这些强化了的(或获得的)特征能传给下一代,前提总是“这些获得的改变适应于两性,或适应于那些能繁殖后代的一方”。[3058]

由于这些因素以及我们要谈到的其他因素,可以说19世纪中期已经有某种思想“在传播”,它催生了达尔文所称的自然选择。[3059]马尔萨斯早在1797年就暗示了为生存而做的竞争。他说,历史上每个部落都会为资源而竞争,失败者最终消亡。“现在我们知道,达尔文除了阅读马尔萨斯外,还阅读了亚当·斯密和其他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他提出的由专门化而产生分化的概念体现出从劳动分工中增长的经济优势。”[3060]另一种理论是威廉·查尔斯·威尔士于1813年在《一个白种女性的记述》中提出的,他认为人类可能是在迁移到无人居住的地域面临新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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