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历史、史前史和深度时间的兴起

少就人文学科而言是如此。[3003]

洪堡自己对语文学尤其感兴趣。他同巴黎的孔狄亚克建立了友谊，这位法国人帮助推翻了这样一种标准观念，即语言源自上帝赐予的单一语言，它是其他所有语言的来源。洪堡同孔狄亚克一样都认为，语言是发展的，它们反映出不同部落和民族的不同经历。[3004]洪堡的结论是，语言是一种“精神活动”，因此它反映了人类的进化历程。[3005]语文学和历史学就是这样成为大学学术研究的主要成分，它在整个19世纪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同东方的文艺复兴一起，语文学使印度成为一时的显学。对语言变化的分析似乎表明，有四批人曾经先后从他们最初的家园，经由中东迁徙到欧洲。虽然现在这一观点已经不再为人接受，它在当时却很重要，因为正是在这一论辩的背景下，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1819年首次使用了“雅利安人”这个词来描述最初的印欧民族。这一概念被后来的理论家严重曲解。[3006]

在经过洪堡改革的德意志大学体系中，迄今为止最富有争议而又最具影响力的历史/语文学研究是对《圣经》及相关文献的文本批评。[3007]由于东方文艺复兴和拿破仑在埃及和中东其他地方的远征，世界在展开，越来越多的早期手稿被发现（例如在亚历山大港和叙利亚），这些手稿内容各异，它们不仅告诉学者早期思想是如何变化的，而且在完善确定成书年代的技术上也非常有帮助。由语文学家转变而成的历史学家，例如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是审查和确定原始文献成书年代的先驱人物。

学术研究的注意力还开始转向《新约》。释经学，即对《圣经》文本意义的解释，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就像我们在第25章看到的。然而，新的德意志语文学家具有更大的雄心：由于掌握了新的技术，他们的第一个成就是精确计算《福音书》的成书年代，其后果是阐明不同记述中的矛盾之处，使它们的整体可信度受到质疑。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也不是有意为之。起初，F.D.E.施莱尔马赫（1768—1834）等学者仅仅是希望为《圣经》叙事提炼出一个合理的故事，一个能够被任何有理性的人接受的故事。然而，在此过程中，对文本本身的怀疑如此之多，以致耶稣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存在本身开始被削弱，而这具有推翻整个基督教意义的危险。[3008]最具有争议性的轰动性德语作品是大卫·施特劳斯（1808—1874）于1835年出版的《耶稣传》。施特劳斯深受德意志浪漫主义影响，他创作了一部浪漫主义悲剧，将其搬上舞台，他对磁疗和催眠疗法非常感兴趣。他以这种方式获得了对上帝在自然界无处不在但不会干预历史进程的理解。[3009]施特劳斯运用历史来反对宗教。他提出，宗教的细节远远不能为19世纪的基督教提供充分的证明。他的发现（认为耶稣不是一个神圣人物，神迹从未发生，我们所知的教会同耶稣没有什么关系）具有如此的破坏力，以致施特劳斯1839年到苏黎世大学任职教授时引发了当地的风波，当局如此担忧，致使他还未就任就不得不“退休”。然而，他得出的结论却不会轻易退出。在英国，玛丽安·埃文斯（她更为著名的名字是乔治·艾略特）“虽然在把施特劳斯的作品翻译成英语时对其中窒息灵魂的艰苦工作几乎濒临绝望，但是她仍然认为这是她对人类的责任”。[3010]我们将在第35章看到，施特劳斯的工作不过是19世纪与宗教决斗以及有些人开始宣称的“上帝死亡”的一个侧面。

“当巴黎人看见我三四次之后，”从意大利凯旋的二十八岁的拿破仑·波拿巴说，“没有一个人会转过头再看我一眼。他们想看的是事迹。”[3011]他的下一个行动是埃及，我们已经论述了，他带上一百六十七位学者，他们把一个令人着迷的早期文明的成就带回欧洲。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很快又出现了其他发现，使19世纪早期成为另一新兴历史学科——考古学诞生的时代，也是英雄的时代（至少在西方是如此）。

“考古学”这个词的第一次使用是在19世纪60年代，它扩大、深化了语文学的研究，走出了文本；它证明，人类的历史远为古老，在书写发明之前有史前时代。1802年，教师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格罗特芬德（1775—1853）向哥廷根科学院提交了三篇论文，说已经破解了波斯波利斯楔形文字，方法是通过重新组合楔形图画组（“就像软沙地里的‘鸟形’爪印”），在各组字母之间加入空格，并把它们的形式同（地理上）相近的梵文联系起来。他推测，有些文字是国王的名字，而有些国王的名字是我们已经知道的。[3012]楔形文字的其他类型，包括巴比伦文字，后来也被破解。19世纪20年代，正如我们在第29章看到的，商博良破解了埃及的象形文字。1847年，奥斯丁·莱亚德爵士挖掘出现位于伊拉克的尼尼微和尼姆鲁德遗址。他在那里发现了亚述王阿苏尔纳斯帕二世（前885—前859）和西拿基立王（前704—前681）宏伟的宫殿遗址。城门前比真实体格大得多的半牛半狮状守护神在欧洲引起轰动，使考古学风行一时。这些考古发掘最终导致刻有《吉尔伽美什》史诗的楔形泥板文字的发现，它之所以著名主要有两个原因：它比《荷马史诗》或《圣经》都要古老许多；还有就是因为故事中的几个情节，例如大洪水，让人想起《旧约》。

这些发现中的每一个都把人类的历史往前推，并且让人开始对《圣经》产生了新的理解。但是，除了《吉尔伽美什》，对历史起源并没有什么太突出的新证据：它没有同《圣经》年谱发生根本冲突。所有的改变是在1856年出现的，当时工人在尼安德山谷的一侧开始清理一个小洞穴，杜塞尔河经这个山谷流进莱茵河。在那里，在一米多深的黏土下，他们发现了一个头骨和其他骨头。发现骨头的工人们把这些交给当地的一个朋友，他们认为他受过教育，应该能够认出是什么，后者又交给了赫尔曼·夏夫豪森，波恩大学的一位解剖学教授。夏夫豪森辨认出这些骨头包括头骨顶部的残骸、两块腿骨、左臂的部分骨头、部分骨盆，以及其他小骨片。他随后就这些发现撰写了论文，在其中，他请读者注意骨头的厚度、肌肉留下的疤痕的大小、眼睛上方突出的眼眶，以及低陷窄小的前额。重要的是，夏夫豪森推断出，这些骨头并没有因为它们保留的地方，也没有因为一些病理过程而变形。他写道：“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人类曾经和在洪积层发现的动物一起存在过；在所有有史记载的时期之前，许多野蛮人种可能连同古老世界的动物一起消失了，而那些组织结构得到改善的人种延续了人这一个类属。”他得出结论，他手中的标本“很可能属于日耳曼人之前居住在北欧的野蛮原住民”。[3013]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尼安德特人的含义，但是它不管怎样都是一个突破。它虽然没有立刻改变人们对时间的态度，因为它太具有争议性，但是它构成了19世纪后期思想“背景辐射”的一部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佩尔特以及本书“前言”中提到的其他人的远见和发现开始确立下来。关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史前史的大纲之一是由约翰·拉巴克在《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始状态》（1870）中勾勒出来的：“从最早的粗糙石器到青铜和铁器的考古证据揭示出技术能力的稳步发展。在缺乏人类生物学进化的化石证据的情况下，进化论者抓住文化进步的证据，作为其理论的至少是间接的支撑。19世纪晚期出现的史前考古的巨大发展允许人们建立一个文化发展系列阶段，这些系列阶段被认为随着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