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伟大的价值颠覆：浪漫主义

法国作曲家埃克托尔·柏辽兹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有关他的每一件事情都与众不同，”哈罗德·勋伯格在他的《作曲家传记》中说。“他几乎单枪匹马打破了欧洲的音乐传统。在他之后，音乐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2859]还是个学生时，柏辽兹的卓尔不群就让许多人感到震惊。“他不信上帝，也不信巴赫，”作曲家兼指挥家兼钢琴家斐迪南·希勒这样描述柏辽兹：“高高的前额，深陷的眼睛，巨大的鹰钩鼻，薄薄的精致的嘴唇，短小的下巴，一头令人惊奇的浅褐色的头发，它如此之茂密，理发师都无能为力。无论谁看到这样的脑袋，都永远不会忘记。”事实上，柏辽兹的脑袋以及行为，同他的音乐一样都让他闻名。法国戏剧家埃内斯特·勒古夫有一天晚上在观看韦伯的歌剧《自由射手》时，剧场发生了骚动。“我的一个邻座从座位上站起来，对着乐队大喊：‘那个地方你们不能用两个长笛，你们这些野兽！你们要用两个短笛！两个短笛，听见了吗？哦，野兽啊！’在一片混乱中，我回头看见一位年轻人激动地颤抖，两手紧握，两眼发光，还有一脑袋的头发——这一脑袋的头发！看上去就像一把用头发做的巨伞，在猛禽的喙上撑开一个可以移动的遮篷。”同时代的漫画家在这件事上大显身手。[2860]

柏辽兹不是在作秀，也不是在表演，尽管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门德尔松就是其中一个，认为柏辽兹造作。在两人第一次碰面之后，门德尔松写道：“这种纯粹写在外表的热情，这种在女性面前流露的绝望，这种以大写的天才自居，我是不能接受的。”[2861]这对柏辽兹的伟大雄心，特别是他对管弦乐队的宏伟设想是不公正的，耶胡迪·梅纽因把它归因为一种新的社会观。[2862]柏辽兹是史上公认最伟大的管弦乐创新者。直至19世纪30年代，管弦乐队几乎不超过60人演奏。虽然早在1825年柏辽兹就组织了一支150人的管弦乐队，但是他承认他的“梦想乐队”人数是467人，加上360人组成的合唱队。要有242个弦乐器、30台竖琴、30台钢琴和16个法国圆号。[2863]柏辽兹远远走在了他的时代前面，正如勋伯格描述的，他是第一个真正的音乐浪漫主义者、狂热分子、革命者、“无法无天的独裁者”、第一个自觉的前卫派。[2864]“无拘无束、极度情绪化、机智、多变、生动，他对自己的浪漫主义有充分的意识。他喜爱浪漫主义这个概念：自我表现的冲动，与古典理想中秩序和节制截然相反的古怪。”[2865]

浪漫主义是一次巨大的思想革命。虽然同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和美国革命迥然不同，但它的意义同样是根本性的。以赛亚·伯林说，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尽管他从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政治”这个词）“出现了三次重大转折点，当说到转折点时，我们指的是在问题赖以提出的整个认识框架内的激烈变革：新思想、新词汇、新的关系。从这种新视角出发，旧问题与其说被解决，不如说开始显得遥远、陈旧，有时甚至不可辨识，这样过去一度困扰我们的问题和疑问现在看上去不过是可疑的思想方法，抑或属于逝去时代的混乱而已”。[2866]

他说，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末，在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逝世和斯多葛学派兴起的这段时间，此时雅典的哲学学校“不再认为个体只在社会生活的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不再讨论曾经主宰柏拉图学园和吕刻昂学府的与公众生活和政治生活有关的问题，仿佛这些问题不再是核心。他们突然转而仅从内心经验和个人救赎的角度来探讨人”。[2867]这一伟大的价值观转变（“从公众转向私人、从外部转向内心、从政治转向伦理、从城市转向个人、从社会秩序转向与政治无关的无政府主义”）如此深刻，以至于之后的一切都彻底改变。[2868]这一转变在第6章作了讨论。

第二个转折点是从马基雅维里（1469—1527）开始的。这包括了他的一个认识，即承认“自然品德和道德品德之间的区分，认为政治价值不仅仅区别于，而且可能在原则上不容于基督教伦理”。[2869]这产生了一种功利主义宗教观，与此同时否定了任一政治体制背后的神学合理性。这一点也很新奇，令人震惊。“在此之前，人类从未被公开要求在一个没有目的的世界，从不可调和的私人和公众价值观之间做出选择，并且被预先告知说，根本不存在最终的、客观的选择标准。”[2870]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在第24章进行了讨论。

第三个伟大的转折点（伯林认为是至今最伟大的）发生在18世纪末，德意志是前锋。[2871]“简而言之，浪漫主义思想目睹了在伦理和政治领域真理和有效性思想的毁灭，不仅包括客观或绝对真理，也包括主观或相对真理，只要是真理和有效性就统统毁灭。”伯林说，这产生了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后果。他说，其中最重要的变革发生在奠定西方思想基础的根本假定上。在过去，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一般问题都属于同样的逻辑类型：都是关于事实的问题。由此得出，一旦所有相关的信息收集完全，生命中的重大问题最终能够得到解决。换言之，人们毫不怀疑诸如“什么是人类最理想的生活方式？”“什么是权利？”“什么是自由？”等道德和政治问题在原则上同“水是由什么构成的？”“天上有多少星星？”“尤利乌斯·恺撒是什么时候去世的？”等问题一样都能够有答案。[2872]伯林说，虽然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一直以来争吵不休，但是“人们始终相信答案是可以找到的”。这是因为，尽管随着时间的变迁存在各种宗教差异，但是有一个根本思想把人类统一起来，尽管这一思想有三个层面。[2873]“第一，存在人性这样一种实体，无论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它都可以被相关的专家理解；第二，拥有某种本性，就是要去追求上帝或非人类生物外加于它或内赋于它的目标，追求这些目标才使人成为人；第三，这些目标以及相应的利益和价值（发现和制定价值是神学家或哲学家的任务）不可能互相冲突。事实上，它们必须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2874]

正是这一基本思想产生了自然法和寻求和谐的观念。人们已经意识到了某些不和谐之处，例如亚里士多德发现，火在雅典和波斯以同样的方式燃烧，但是这两地的道德和社会规范却不一样。不管怎样，直至18世纪，人们仍然认为，只要收集到了足够的材料，世界上的所有经验都能得到和谐一致的解释。[2875]为强调这一点，伯林举例提出了几个问题：“我应当追求公正吗？”“我应当仁慈吗？”正如每个有思想的人能看出的，对这两个问题都做出“肯定”回答有时是互相抵触的。根据传统观点，一个真命题不能在逻辑上与另一真命题相矛盾。浪漫主义者提出的反驳是对这样一种思想进行质疑，即价值，采取行动和做出选择的理由，是完全可以被发现的。浪漫主义者认为，有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他们不无原创性地进一步提出，没有谁能保证价值在原则上不相互矛盾。他们坚持认为，持与之相反的观点是“一种自我欺骗”，会走入歧途。最后，浪漫主义者提出了一套新的价值，实际上是一种看待价值的新方法，它同旧方法完全不同。[2876]

第一个捕捉到这种新方法的人是詹巴蒂斯塔·维柯（1668—1744），那不勒斯的法学学生，我们在第24章提到过他，他用一种惊人的简单方式颠覆了启蒙运动中关于科学中心的思想。1725年，他出版了《新科学》，在书中宣称关于人类文化的知识“比物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