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伟大的价值颠覆：浪漫主义

大的作用。费希特说，所有的人都以基本相同的方式推理，所不同的是他们各自的意志，后者能够并且确实产生冲突，而理性是不能的，因为逻辑就是逻辑。[2902]

这一思想的意义是巨大的。人们对工作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工作不再被视为令人厌恶的必需，而变为“人类的神圣任务”，因为只有通过工作（意志的表现），人类才能给“无生命”的自然打上自己独特的创造性人格的烙印。[2903]人类现在越来越背离了中世纪的苦行理想，因为人类的本质不再被理解为冥想，而是行动。在某种意义上，尤其在德意志浪漫主义者中间，路德的“使命”概念被改造成浪漫主义理想，不过现在重要的是，不是把上帝和敬拜作为行动的目标，而是个人最自由的追求，特别是“能达到个体目标的创造性活动”。[2904]现在对艺术家来说重要的是“动机、正直、诚实……心灵的纯洁、自发性”，重要的是意图，而不是智慧或成功。传统模式（圣人、智者、“通过理解而获得幸福或美德或智慧”的人）被那些“不惜任何代价、不论何种艰辛、努力实现自己的”悲剧性英雄取代。[2905]世俗的成功并不重要。

这一价值的颠覆是不能低估的。第一，人类创造了自身，因此不存在决定其行为、反应和思考的可以确认的本性。不同于以往的是，人不用对后果负责。第二，也许更令人震惊的是，既然人类的价值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创造的，那么就不存在能描述它们或将其系统化的方式，“因为它们不是事实，不是世界的实体”。它们在科学、伦理或政治的王国之外。第三，令人不快的真相是，不同文明、国家或个人的价值很可能相互冲突。和谐不能得到保证，即使同一个人，他自己的价值也可能随时间变化而变化。[2906]

同样，这里思想变化的重要性也不能低估。在过去，如果一个基督徒在十字军东征中杀死一个穆斯林，他可能会为这样一个勇敢的对手竟然死于一种错误的信仰而感到遗憾。但中心问题是，穆斯林真诚地相信自己的信仰，这件事本身就使情况变得更糟。敌人越是真诚地相信错误的信仰，他就越难令基督徒佩服。[2907]浪漫主义者采纳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对他们来说，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勇敢捍卫自己信仰的殉道者和悲剧式英雄成为理想人物。[2908]他们首先推崇的是在同妥协或同世俗的成功相对抗时导致的失败。[2909]作为局外人的艺术家或英雄就是这样诞生的。

这种思想产生了我们能立即辨认的一种文学、绘画和（最形象的）音乐形式：反抗平淡乏味的庸俗市侩社会的殉道英雄、悲剧式英雄、被放逐的天才、痛苦中的未开化人。[2910]正如阿诺德·豪泽尔正确指出的，没有哪种现代艺术不曾受惠于浪漫主义。“现代艺术所有的丰富、无秩序和暴力……它无拘无束的表现主义，都源自浪漫主义。这种主观的、自我中心的态度对我们来说成为一种当然的事实，如此绝对不可避免，以致我们发现，要重现即使是抽象的思想，也不可能不谈论我们自己的情感。”[2911]

浪漫主义运动之初，也就是18世纪70年代，出现了“狂飙突进”运动，德意志新一代年轻诗人反抗他们所受的严格教育和社会传统，而寻求自己的情感表现。[2912]在这些“受到不公正评价”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2913]这里我们有最完美的浪漫主义故事：个人与社会发生冲突。维特是一个热情奔放的年轻人，与死板、枯燥、虔诚的路德教徒格格不入。不过歌德只是开始。夏多布里昂和卢梭的绝望、幻想破灭、多愁善感和忧郁才真正启动了浪漫主义，他们同歌德一起探索传统社会不能满足其主人公的精神需求的各种方式。在维克多·雨果宏伟的全景图和泰奥菲尔·戈蒂耶以及亚历山大·大仲马的“波西米亚树林”中，政治野心和个人雄心相互交织，证实了雨果所说的“浪漫主义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2914]司汤达和普罗斯佩·梅里美把艺术看作“禁止向普通人开放的秘密天堂”，凸显了浪漫主义的一个目标，即后来所称的“为艺术而艺术”。巴尔扎克强调在对时代的伟大问题上采取立场的“不可避免的必要性”，即一个人不能是袖手旁观的艺术家。[2915]

法国的浪漫主义本质上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拨，英国的浪漫主义则是对工业革命的反拨（拜伦、雪莱、戈德温和李·亨特都是激进主义者，虽然沃尔特·司各特依旧是或变成了托利党人）。正如阿诺德·豪泽尔所说：“如果没有城市与乡村的分离，浪漫主义者对自然的狂热是无法想象的，正如如果没有工业城市的冷酷和悲惨，他们的悲观主义也是不可想象的一样。”[2916]正是这些相对年轻的浪漫主义者（雪莱、济慈和拜伦）采取了不妥协的人文主义，他们认识到工厂对整个生活造成的非人影响。即使是比较保守的华兹华斯和司各特，也分享了浪漫主义者的“民主式”同情，表现在他们的作品针对文学的普及化，甚至政治化。[2917]同他们的德意志和法国同道一样，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相信一种作为诗歌灵感来源的超验精神。他们沉溺于语言中，探索意识，在任何有能力产生某种诗歌形式文字的人中看见柏拉图主张的回响，即这就是某种神圣意图。雪莱在他的著名格言“诗人是世上没有得到承认的立法者”里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华兹华斯害怕“想象的末世”。[2918]）在某种意义上，诗人成为他自己的上帝。[2919]雪莱可能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作为一个天生的叛逆者和无神论者，他把世界看作善与恶两种力量的伟大战场。然而他的无神论更多是反对作为暴君的上帝，而不是否定上帝的存在。同样，济慈的诗歌处处透露着忧郁的气息，那是对“生活中失去的美”的哀悼，对自己无法抓住的美的哀悼。艺术的神秘正在替代信仰的神秘。

拜伦可能是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者。（霍华德·芒福德·琼斯在描述“浪漫的自我”时，很恰当地说，华兹华斯的自我是内化的，而拜伦的自我“全欧洲都能看见”。[2920]）在作品中，拜伦描写的无家可归的漫游英雄形象，部分源自他自己浪荡不羁的性格，然而却并不完全是他的原创。但是，早期这一类型的英雄对于自己作为社会局外人这一事实会感到内疚或忧郁，而拜伦的局外人身份却转变成对社会的“自认合理的反叛”，“孤立的感觉现在发展成孤独崇拜”，他的英雄作为表现主义者“公开展示自己的伤口”。[2921]这些向社会宣战的被放逐者主导了19世纪文学。如果说这一类型人物是卢梭和夏多布里昂发明的，那么到拜伦的时代，它已经发展成自我迷恋。“［英雄］对自己毫不宽恕，对他人毫不留情。他不知道宽恕，不需要上帝或人类的原谅。他对一切都不感到后悔，即使生活窘迫，也不愿意过另一种生活……他虽然粗犷、放荡不羁，却出身高贵……他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女人无法抵挡，男人要么成为他的朋友，要么成为他的敌人。”[2922]

拜伦的意义甚至比这还大。他的“堕落天使”思想成为包括拉马丁和海涅等许多人采纳的原型。在19世纪的各种特征中，首先是从上帝处堕落（见第35章）的自责，拜伦式悲剧英雄正符合自我完善的要求。不过拜伦带来的其他变化从长远来看，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例如，是拜伦鼓励读者去深入了解英雄，这反过来又增加了读者对作者的兴趣。直至浪漫主义运动之前，作者的私人生活大部分是不为人所知的，也对读者没有什么吸引力。拜伦以及他的自我宣传改变了这一切。在他之后，作者同读者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