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伟大的价值颠覆：浪漫主义

自然知识更真实，因为人类能确切地知道，并且对他们自己创立的事物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他说，人的内心生活只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去了解，这种方式却不适用于并非人类创造的“外部”世界，物理的世界，也即传统科学研究的对象。在这基础上，维柯说，由人类创造的语言、诗歌和神话的真理比当时数学哲学取得的胜利更具有合法性。“毫无疑问，永远闪耀着那从未消失的真理之光：文明社会当然是由人类创造的，因此只能在人类思想的范畴发现它的规律。无论是谁反思这一点，都不能不感到惊讶：哲学家竟然大费周折地研究那个上帝创造因此只有他自己了解的自然世界；他们竟然忽视了对各个民族世界或文明世界的研究，这个世界自从人类创造它之后，人类能够逐步认识它。”[2877]

维柯说，就这样，非常重要的、即便是非常简单的事情随之出现，只不过人类太忙于注视自身之外的世界以致没有注意。例如，人类具有相同的本性，因此肯定以相似或类似的方式聚合他们的文化。[2878]他说，这使仔细的历史学家有可能，也有必要重新建构人类经过的其他时代的思想过程。[2879]他认为，在任何文明社会，人应当拥有某些共同的信仰，也就是常识，这是不言自明的。他发现，有三种信仰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拥有的。它们是整个人类历史以及所有宗教中对万物之主的信仰、对不朽灵魂的信仰，以及对节制感情需要的认可。[2880]他说，人类在整个历史中都表现了自己的本性，因此对神话和诗歌的记录“也是对人类意识的记录”。[2881]这么说的时候，维柯改变了关于人的科学，把它提升到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地位。

维柯的创新几十年来并没有在别的地方受到关注，直到康德，这种新方法才开始盛行。康德的伟大贡献是，他提出是心灵生成知识，存在直觉这样一个过程，它是直观的，并且我们对世界现象能感到最有把握的是对于“我”和“非我”的区分。[2882]他说，鉴于此，把理性看作“照耀自然的秘密”的光，是不充分的和错置的解释。[2883]相反，康德说，生育过程是一个更好的比喻，因为它表明人类理性创造了知识。为了找出在特定情形下我应当做什么，我必须聆听“一个内心的声音”。正是这个声音才具有颠覆力量。根据科学，理性本质上是逻辑的，可以同等地运用于各种自然现象。[2884]但是内心的声音无法被纳入这个整齐划一的图景。它的命令不一定是事实陈述，而且，不一定真或伪。“命令可能对可能错，可能讹误可能公正，可能清楚可能模糊，可能琐碎可能重要。”内心声音的目的经常是为某人设定一个目标或价值，这些与科学无关，而都是个人的创造。这是个体性取得的一次根本意义转变，它完全是崭新的。[2885]第一（也是首次），人们认识到道德性是一个创造性过程；第二，但并不次要的是，康德重新强调了创造性，这也把艺术家提高到与科学家同样的地位。[2886]艺术家创造、表达自己，创造价值。艺术家并不像科学家（或哲学家）那样发现、计算、推理。在创造的过程中，艺术家发明他的目标，然后朝着那个目标发现自己的道路。“赫尔岑问，在作曲家孕育歌曲之前，歌曲在哪里呢？”在这种意义上，创造是人类唯一完全自主的活动，也因此而居显著地位。“如果人的本质是自主（自己选择生活目标和形式），这构成了对关于人在宇宙中位置的传统模式的激烈叛离。”[2887]伯林说，浪漫主义者的思想一下子击毁了自然法思想，如果说“自然法”的意思是“和谐”，人需要找到与整个宇宙通用的法则相一致的位置的话。以同样的方式，艺术也被改变、被扩大。它不再仅仅是摹仿，或再现，而是表现，是一种更为重要、更加显著、更有雄心的活动。一个人在创造的时候是他最真实的自己。“这一点，而不是推理的能力，才是我身上的神圣火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被创造的。”这一新的伦理要求一种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然是我赖以展现意志的对象，是我塑造自己的所在。”[2888]

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一革命带来的后果中。有两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冷静、客观的科学理性；艺术家热情、活泼的创造性。它们相互竞争，构成了现代的不和谐之音。两种方式看上去同等真实、有效，然而有时却从根本上不相容。正如以赛亚·伯林所描述的，当我们认识到这种不相容时，我们感到不安。

这种分歧在德意志表现最明显。19世纪初，德意志人目睹了拿破仑在奥地利、普鲁士和一些德意志小国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胜利，这更加突出了德语世界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落后。这些落后在德意志土地上激发出创新的渴望，结果许多以德语为母语的人开始回到内心，借助思想和美学观念以期统一和激发他们的人民。[2889]“浪漫主义根植于痛苦与不幸，而在18世纪末，德语国家是欧洲备受煎熬的国家。”[2890]

18世纪70年代的文化和知识生活集中在遍布大德意志的许多王公的宫廷。维柯和康德的传统就在其中一个小公国得到发展。[2891]萨克森—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聘用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和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在他的宫廷服务。我们很快会说到歌德，但是首先说说赫尔德。他曾学习过神学，后在柯尼斯堡师从康德，在那里接触到休谟、孟德斯鸠和卢梭的作品。[2892]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在1784到1791年间动手创作四卷本《人类历史哲学的概念》。在书中，赫尔德有意识扩展了维柯的思想，认为文学和艺术表现出人类意识的增长，这种增长是（通常是乐观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2893]“我们居住在一个我们自己创造的世界。”[2894]对赫尔德来说，正是人性中的“表现力量”创造了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这些文化也显然因地理、气候和历史的不同而不同。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只有通过不同民族的比较历史才能理解人性。[2895]赫尔德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鲜明的意识和特殊的文学、艺术形式，更不用提语言了。[2896]“一个民族还有比其祖先的语言更珍贵的东西吗？”他说，诗歌和宗教使一个民族凝聚，因此这些真理只能以精神的或象征的方式而不是功利主义方式被理解。（他说，古代诗歌是一种化石形式。[2897]）罗杰·史密斯说，自赫尔德之后，对人文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历史和文学，成为理解社会新方式的中心因素。[2898]

创造性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意志，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第一个，也是最生动地提出了这一思想。[2899]费希特继续康德没有走完的路，提出：“我开始意识到自我，不是作为某个更大体系中的一个因素，而是在同非我的斗争中。非我即是在外部世界中使自我获得意义的自我的对立面，我要加以抵制，必须让它服从于我的自由创造思想。”因此，费希特把自我描绘成“行动、努力、自我引导。它行使自己的意志力，在思想和行动上改变并且分割这个世界，而且根据自己的概念和范畴”。康德已经把这看作一个无意识的直觉过程，但是费希特认为它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我相信，不是因为我必须，而是因为我愿意”。[2900]他说，有两个世界，人同时属于这两个世界。一个是“外面的”受因果律支配的物质世界，一个是内心的精神世界，“我完全是自己的创造”。[2901]这一思想（本身是一种构建）为理解哲学带来了根本变化。“我的哲学取决于我是什么样的人，而不是相反。”这样，意志在人类心理中起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