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从维柯到弗洛伊德：平行的真理，现代的不协调

29　东方的文艺复兴


当葡萄牙人探索非洲西海岸，发现巴西和远东时，印刷术的发明正在改变欧洲的知识生活。虽然读写能力的提高在整体上反映出巨大的进步，但是也使葡萄牙人更难把他们的巨大地理发现作为秘密来保守。

无可置疑的是，葡萄牙人曾经齐心协力保守秘密。例如在若昂二世时期（1481—1495），葡萄牙王室通过宣誓和各种包括死刑在内的惩罚手段“阻止”人们泄露消息。1481年，议会请求国王禁止外国人，尤其是热那亚人和佛罗伦萨人在本国定居，因为“他们盗取王室关于非洲和各岛屿的秘密”。[2748]稍后，1504年，曼努埃尔一世再次宣布东南和东北方向的航海活动全部为国家机密，违者处死。“这样一来，所有有关到非洲、印度和巴西路线的航海图、地图和航海日志都被存放在王室图表室，由若热·德·瓦斯康塞洛斯保管。”[2749]一些历史学家发现，不止一种葡萄牙的发现记录为了保密而故意遗漏信息。唐纳德·拉克在关于葡萄牙的信息控制的研究中说，葡萄牙人几乎肯定实行了对非洲发现和贸易的新闻进行管制的政策：“在1500年到16世纪中期之间，在葡萄牙没有出版任何关于亚洲新发现的著作，很难用偶然来解释这一事实。”[2750]

这样的禁止无法持久。葡萄牙制图家同那些参加过航海的水手和商人一样，在海外出售服务和信息，向出价最高的卖家出售他们掌握的内部消息。有些人似乎为此感到内疚，因此经常略去军事细节。随着16世纪慢慢展开，大发现逐渐成为普遍的知识。葡萄牙国王的常规声明中会留下一些具有吸引力的线索，他们向欧洲各国王室和教皇传递官方公报。信息传播的另一途径是通过在里斯本的大量意大利商人，他们中至少一些人是威尼斯的间谍。通往印度的航路尽管被列为国家机密，却正是以这种方式成为在葡萄牙的一些外国人早期记述的主题。那些对此怀有兴趣的人能够重建一个大致的（如果说是模糊的）图景。[2751]拉克说，葡萄牙的保密政策在大约五十年时间内大致是成功的，但到该世纪中期开始崩溃，因为很明显，葡萄牙无法在香料贸易上保持垄断地位。大约在1550年后，出现了游记文学热，也是在这个时候，耶稣会士开始出版他们著名的“信札”。多年间它们提供了对远东最完整的描述。[2752]

16世纪颁布的一系列教皇教谕使葡萄牙王室得以建立一种后来所称的保教权（同西班牙的保护权相似）。王室被授予为探索需要而动用某些教会收入以及向教皇建议非洲和东印度主教候选人的特权。[2753]这样，果阿成为耶稣会在东印度传教的总部。1542年，方济各·沙勿略到达果阿的四个月后，在给耶稣会总长的信中说，果阿已经“完全成为基督教之城”。[2754]（果阿原来的名字是“提库阿利”，意思是“三十个村庄”。）随着沙勿略的到来，耶稣会士成为保教权领地内公认的基督教传教士领导者。

早期的每一次探索都涉及传教士或神职人员，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撰写了自己的经历。但是直到耶稣会士积极参与海外传教之后，一个综合的通信体系才得以建立，信息的传播几乎成为常规工作。伊纳爵·罗耀拉明确指示其修会成员给身在罗马的他写信。重要事件以正式信函形式呈送，而不太重要的或私人的内容则放在一张称为“海越拉”的单独纸片上。所有此类信件一式三份，分三条路线呈送给罗马。[2755]“这些报告必须精心细致地准备，因为它们要被修会用作制定政策的启迪和指导，激发公众对海外事业的兴趣。”[2756]罗马成立了一个部门，负责与传教士通信、接收信函、编辑并翻译信函，然后在全欧洲发布。关于印度人民文化和思想的信息就是以这种方式第一次传播的。随着果阿成为行政中心，所有收集到的信息，无论来自哪里（中国或日本）都被称为“印度信札”。大约在此时，一所耶稣会学校在葡萄牙的科英布拉成立，它遂成为耶稣会士信函送往欧洲到达罗马的储藏地和中转站。[2757]有五种信函形式：前面提到的海越拉；专为激发国内同胞对东方的兴趣而写的劝告性信件；语调比较克制、供公众浏览的记述；个人描述；以及“附加文件”，它们其实是附录，例如关于某些部落的历史、关于某些事件或议题的记录，国内人士可能对此想了解更多。[2758]最后，当信函成为稳定的体系时，罗马和科英布拉的耶稣会士不再把它们翻译成不同的欧洲各语言，而是以《印度通信》形式以拉丁语出版。[2759]

耶稣会士的信件同一些世俗作家的写作不同，它们不涉及贸易。他们确实也提到军事行动，但是通常涉及的是远方民族的文化事件、思想和活动、制度以及习俗。例如，就马拉巴尔来说（马拉巴尔在印度的西海岸，在孟买以南），耶稣会士报告了一位统治者的死亡，描述了哀悼者如何聚集在田野火葬地，如何彻底清除体毛，“除了眼睫毛和眉毛”，清洁牙齿之后，十五天之内不再进食槟榔、肉或鱼。[2760]他们的记述同样展示了司法公正如何根据犯人的种姓而变化，神罚也很常见，有的被控告者被要求把右手两个手指伸进沸腾的油里。“如果他的手指烧伤，犯人就要经受酷刑，被强迫招出偷窃的物品。无论招供与否，他都会被处以死刑。如果他的手指没有烧伤，就会被释放，而控告者或被处以死刑，或罚款，或流放。”[2761]孟加拉人被描述成“狡猾、英俊的黑皮肤人，比其他任何种族的人都更机敏”。[2762]不过他们也被指责“过于谨慎和奸诈”。报告称，在印度其他地方称某人是孟加拉人对他是一种侮辱。他们的记述进一步报告说，孟加拉人的政府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三百年里被穆斯林控制这大体上是对的。正是从葡萄牙的耶稣会士那里，欧洲首次较为详细地了解到莫卧儿人的到来以及他们同阿富汗人之间的权势之争。[2763]

大多数耶稣会士认识到，理解印度的关键在于掌握本地语言以及研究本地文学。[2764]为了彻底清除印度教，他们没收了一些圣书，有时也翻译它们，译本被送往欧洲。其中包括《摩诃婆罗多》的十八卷。不过总体上，耶稣会士对印度教的了解是不系统的，他们把许多传说斥为“不经之谈”。[2765]印度教中的神毗湿奴、湿婆和梵天的名字传到欧洲，他们组成一个三相神，即一种三位一体形式，但是耶稣会士同样认为这些信仰属于“无药可救的迷信”。信札经常提到印度教宝塔，“都是用石头或大理石建造的大型房屋”，这些房屋“满是公牛、母牛、大象、猴子和人的雕像”。[2766]一些耶稣会士完全惊讶于这些建筑的规模，认为它们是由亚历山大大帝或罗马人建造的。耶稣会士发现印度人有三种祭司：婆罗门、瑜伽师和古鲁。他们观察并描写了第一种祭司如何从七岁起在肩上披戴绳线，每根线敬奉不一样的神，三根线如何结在一起，“这样他们宣称具有和我们宗教中一样的三位一体”。不过一般情况下，耶稣会士并不尊敬这些人，而且对印度的祭司能够结婚感到非常恐惧。[2767]耶稣会士对种姓制度和婚姻习俗感到非常着迷，有一位观察者指出，“有许多人同自己的表亲、姐妹和嫂子结婚”。这位观察者甚至援引印度人的习俗同教皇辩论，要求他允许欧洲的婚姻容许三到四代亲戚通婚。不过耶稣会士从未对印度本土的学术或高等文化产生过尊敬或同情。这也是为什么当东方的文艺复兴发生时能产生其应有的影响。

中国虽然离欧洲最远，但是在思想领域却表现出令人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