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从维柯到弗洛伊德：平行的真理，现代的不协调

语和波罗的海—斯拉夫语族分离出来。[2824]这里施莱格尔和弗朗茨·波普的著作对威廉·冯·洪堡产生了影响，洪堡于1818年帮助创立了德意志第一个梵语教席。[2825]洪堡对语言能够对不同民族的心理有什么揭示作用特别感兴趣。此时的许多宗教人物仍然相信，最早的（也是最完美的）语言一定是希伯来语，或某种与它相似的语言，因为它是上帝选民的语言。波普背离了这一信仰，他表明，梵语在几千年前就如何精细复杂，由此对希伯来语是最初语言的观念提出了怀疑。正是以这种方式，语言被承认拥有自然的历史，而不是神圣的历史，语言研究其实可以经受科学的调查。[2826]

谢林在琼斯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步。在1799年关于“神话哲学”的演讲中，他提出，正如一定存在一种共同“母语”一样，也一定存在一个所有民族共同分享的“神话”。他认为，受过语言学训练的德意志学者的任务是为现代欧洲创造一个“所有人类神话传统的融合体……印度、希腊、斯堪的纳维亚和波斯的所有传说‘必须’作为一种新的世界性宗教的组成部分，这一新宗教将复兴一个被理性主义导入歧途的新大陆”。[2827]希波利特·泰纳认为佛教同基督教的一致性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因为它揭示了世界的本源神话。[2828]印度太大、太生动，它的宗教太复杂，所以仅仅诅咒异教徒、对他们不屑一顾，并且希望他们有一天能皈依，这是远远不够的。基督教必须吸收一种具有千年历史，而且至今生机勃勃的异质宗教。[2829]

这一发现深刻影响人们的最后的、最根本的方式体现在“变化”观念上。如果不同宗教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却又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互相联系（现在只是看个大概），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上帝自身也可以说正在“变化”而不是“现有”，正如按照古希腊—基督教传统所理解的世上其他生物一样？这显然是一个重大问题。所有这些不同观点最重要的意义是，自然神论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上帝开始被视为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实体，而不是人神同形的存在。再一次，上帝和人之间出现了非常真实的、非常巨大的差异。[2830]

人们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到，人类的语言以一种系统方式互相联系，这一理解同林奈提出的生物分类以及赫顿地质学取得的飞跃（见第31章）几乎同时发生，它在支持早些时候提出的后来被称为进化论的思想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东方的文艺复兴对另一完全不同的发展也起了关键作用，这一发展甚至支配着我们现在的生活。这就是它同浪漫主义运动起源之间的联系。

最明显、最强有力的联系发生在印度学研究与德意志的浪漫主义之间。印度学研究在德意志的盛行有着广泛的民族主义因素。坦白地说，在德意志学者看来，雅利安/印度/波斯传统同最初蛮族从东方对罗马帝国的入侵有联系，再加上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传说，这一（更北方的）传统就不同于两千五百年来一直支配欧洲人生活和思想的希腊和拉丁地中海的古典主义（见第10章）。更有甚者，佛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似性，印度教关于世界灵魂的思想，所有这些对德意志人来说似乎是一种启示的原始形式，实际上是最初的形式，犹太教和基督教从中产生，它意味着上帝的真正目的隐藏在东方宗教的某个地方。在前基督教世界，第一种宗教可能存在于印度古老文献中。这样一种观点说明，存在一个所有人类信奉的单一的神和一个世界神话，对它的理解将是根本的。用赫尔德的话说，这一古老神话是“人类童年的梦”。[2831]

影响浪漫主义的另一因素是，最初的印度经文用诗歌写成。因此，认为诗歌是“最初的语言”，韵文是智慧从上帝传到人类的本初方式的观点开始流行（“人是能唱歌的动物”）。诗歌被认为是伊甸园的最初语言，通过印度的古代诗歌，伊甸园才能重新被发现。因此，语文学家和诗人共同努力开始了施瓦布所说的“多元对统一的复仇”。[2832]此时科学家试图把世界纳入控制之下，让它根据越来越少的规律运转，此时进步的观念向往着越来越窄的经验，所有的社会被认为会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然而语文学家和诗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希望借助新的宗教寻求社会的更新。他们的观点是，人类一开始是统一的，但是后来发展出不同的然而却同样有效的宗教，它们各自的传说、神话和行为同样具有权威，同样适合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各自的环境和国家。根据这一观点，存在一种本初的一神宗教，后来发展成多神宗教。也就是说，原则上，启示的内容与神话并无不同。“印度、希腊、斯堪的纳维亚和波斯的所有传说‘必须’作为一个新的世界性宗教的组成部分，这一新宗教将复兴一个被理性主义导入歧途的新大陆。”[2833]

受这些观点影响的诗人、作家和哲学家分布在大西洋两岸。爱默生和梭罗沉浸在佛教中。爱默生的第一批诗中有一首名为“梵天”，是受《薄伽梵歌》的启发而作。他的《日记》中有许多地方提到琐罗亚斯德、孔子、印度教和吠陀经。1848年10月1日，他写道：“感谢《薄伽梵歌》让我度过了美妙的一天。这是最原初的书，似乎整个帝国在向我们说话，它的诉说不是没有价值的肤浅之语，而是深奥、宁静、流畅，它的声音流露出一种古老的智慧，这一智慧在另一个年代、另一个地方已经思考并解决了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2834]梭罗给爱默生留下了他收集的东方书籍。惠特曼承认，他为准备自己的诗歌创作而阅读印度诗歌。歌德学习波斯语，在《西东合集》的序言中说：“我想深入人类的最初起源，那时他们还能用地上的语言接受神灵的旨意。”[2835]海涅在波恩师从施莱格尔学习梵语，在柏林师从波普。[2836]他写道：“我们的诗歌是为了歌颂东方。”施莱格尔相信印度最初的居民雅利安人是被“吸引”到北方的，即他们是德意志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祖先。施莱格尔和另一位德意志的东方学家斐迪南·埃克斯坦相信，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史诗取自同样的传说，它是德意志伟大的复仇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的基础，瓦格纳在此基础上创作了他的音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2837]埃克斯坦在“古老的异教中……寻求基督教的前身”。[2838]“对施莱尔马赫而言，就像对诺瓦利斯周围的一圈人一样，所有宗教的来源，用里卡达·胡赫的话说，‘在无意识或在东方，所有宗教的发源地’，‘能够被发现’。”[2839]

叔本华与东方的相遇改变了他。他对佛教的认识是：“没有什么神话比它更接近真理，将来也不会有。”[2840]他相信：“我们的宗教没有，也不愿意在印度扎根；人类最原始的智慧不会让自己因为发生在加利利的一次越轨行为而脱离自己的轨道。”[2841]叔本华说，基督教，而不是犹太教，“在精神上是印度的，因此也更有可能源自印度，尽管是不直接地通过埃及而来”。[2842]他接着不是很有逻辑性地审视了他认为的基督教的印度—伊朗起源：“虽然基督教在本质上只传授亚洲很久以前就已经知道甚至知道得更多的知识，但是对欧洲人来说，它仍然是一个新的伟大的启示。”他继续说：“《新约》……一定有某些印度起源；它的把道德转化成禁欲主义的伦理，它的悲观主义，以及它的化身概念，都证明了这一起源……源自印度智慧的基督教教义已经完全替代了与它的教义格格不入的更为粗俗的犹太教。”[2843]

拉马丁承认，印度哲学最令他动容。“［它］使所有的哲学都黯然失色：它是海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