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从维柯到弗洛伊德：平行的真理，现代的不协调

面（“甲，乙的儿子”），象形文字因此而被破解。商博良发现，不认识的字母文字是希腊语译文，而象形文字则是同一信息的速写形式。

当孟加拉亚洲学会在1784年成立时，沃伦·黑斯廷斯被推举为主席，但他拒绝了，结果琼斯被推选为主席。他到达印度刚刚十八个月。他的关于梵语同希腊语、拉丁语之间关系的发现是在亚洲学会成立三周年纪念会上首次发表的。十一年来的每一年，他都要通过一次重大发言来纪念学会的创立，其中一些发言是有关东方文化的重要演讲。不过，他发表于1786年2月2日的第三次演讲，“关于印度语”，是迄今为止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他说：“梵语，无论源自哪里，具有奇妙的结构；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丰富，比这二者都更精致，然而在动词的词根和语法形式上同二者却有着密切的亲属关系，远不是巧合所能解释；如此密切，以至于任何研究这三种语言的语文学家都不得不相信它们源自某种共同的语言，这种语言可能已经不存在了。”[2812]

我们今天很难把握这一发现的全部意义。在把梵语同希腊语、拉丁语联系起来，在提出这种东方语言比西方语言更古老、更优越时，琼斯给西方文化的基石以及认为西方文化比任何其他文化都更发达的观念给出了沉重一击。有必要对思想和态度做出重大的“重新调整”，而且不仅仅是历史的调整。安克蒂尔对《阿维斯陀经评注》的翻译是亚洲文本第一次以一种完全无视基督教和古典传统的方式被认知。这就是为什么施瓦布说世界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成为圆的：东方的历史终于同西方的历史平起平坐，不再居于从属地位，不再是西方历史的一部分。“基督教上帝的普世性终止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世界主义。”在关于法国亚洲学会的研究中，费利克斯·拉科特在题为《印度学》的论文中说：“欧洲人怀疑古代印度是否值得去了解。这是一种顽固的偏见，沃伦·黑斯廷斯在18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还在为消除这一偏见而斗争。”[2813]不过，到1832年，事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德意志浪漫主义者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有着不同的观点。他说，他所在的世纪产生的关于印度的知识“比亚历山大大帝之后二十一个世纪”的知识还要多。[2814]（施莱格尔同琼斯一样，是语言学天才。他十五岁就会说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十七岁还是赫尔德的学生时，施莱格尔就举办了关于神话的讲座。[2815]）19世纪，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穆勒，一位德意志东方学家，牛津大学第一任比较语文学教授，曾说：“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19世纪关于人类古代历史的最重大发现，我将用以下公式回答：梵语‘天父帝奥斯’=希腊语‘天父宙斯’=拉丁语‘朱庇特’=古诺尔斯语‘蒂尔’。”[2816]

梵语是关键，但并不是唯一的突破。施瓦布确定了这一时期的五大发现，它们都在思想领域产生了全面转向。它们是：1785年梵语的译解，1793年帕拉维语的译解，1803年楔形文字的译解，1822年象形文字的译解，以及1832年阿维斯陀语的译解。“打开了久已封闭的语言。”这些事件的一个直接作用是，远东研究第一次去除了它的神秘性，脱离了推测。虽然大约自1640年左右，牛津大学就设立了阿拉伯语劳德教席，但是印度语和汉语现在开始获得认真的研究。[2817]

1822年，英国人把发掘出的西藏和尼泊尔经文从亚洲送回伦敦。其中最重要的是佛经：一百卷藏语佛经和八十卷梵语佛经。它们由英国民族志学者布赖恩·霍奇森发现并送到西方。正是因为对这些文本的翻译，西方学者才认识到基督教和佛教之间的相似性，如第8章所述。在德意志，历史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深受安克蒂尔翻译的《阿维斯陀经评注》影响，并且感动之下把威尔金斯的英译《薄伽梵歌》（1784年译出）里的一些诗篇翻译成德语。但是赫尔德是在读了琼斯英译迦梨陀娑《沙恭达罗》的德文译本后思想才发生了重大转变。施瓦布这样描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在对想象中印度的热情之后，在重新点燃人们对破解之后印度的热情的过程中，赫尔德是如何在浪漫主义者中传播人类原始文明的摇篮始于印度的思想。”[2818]同样，出版于19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薄伽梵歌》和《牧童歌》的德文译本对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W.谢林、奥古斯特·施莱格尔、J.C.席勒、诺瓦利斯，以及约翰·歌德和阿图尔·叔本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成为伟大奇迹的是《沙恭达罗》。它不仅诱惑着赫尔德，也抓住了歌德的心。尽管不喜欢印度教中的多神崇拜，歌德仍然写下了这样的话：“当我提到《沙恭达罗》时，一切尽已明了。”《沙恭达罗》是促使施莱格尔学习梵语的因素之一。琼斯的闻名，既是因为其在梵语同拉丁语、希腊语之间建立亲属关系，也是因为其对《沙恭达罗》的翻译。歌德称他为“无可比拟的琼斯”。“《沙恭达罗》是同真正印度的第一次联系，也是赫尔德把人类的原始阶段确认为始于印度的基础。”[2819]海涅以《沙恭达罗》为基础创作了几首诗歌。在法国，1830年，安托万·莱昂纳尔·德·舍济翻译的迦梨陀娑经典“是构成19世纪特征的文学事件之一。并不只是因为它的直接影响，而是因为它给世界文学带来了未曾预料的竞争”。[2820]舍济的译本把歌德的著名诗句作为题词，在诗中歌德承认《沙恭达罗》是“使自己的夜晚比白天还亮的星星中的一颗”。拉马丁在舍济的翻译中看见“同一首诗中体现出荷马、忒俄克里托斯和塔索的三种天才”。[2821]到1858年，《沙恭达罗》在法国如此闻名，受到如此好评，乃至在巴黎歌剧院以芭蕾舞演出，由恩斯特·雷耶谱曲，泰奥菲尔·戈蒂耶布景。

《薄伽梵歌》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它的诗歌，它体现的智慧，以及其纯粹的繁复和华美使人们对印度、东方以及东方的能力有了重大的认识改变。“这是一个伟大的惊喜，”法国学者让·德尼·朗瑞奈写道，“我们在来自印度的一部极其古老的史诗中发现了除轮回转世之外的关于神存在和灵魂不朽的杰出理论，斯多葛学派所有崇高的信条……纯精神的泛神论，最后还有全能上帝的思想。”[2822]其他人则在印度发现了斯宾诺莎和贝克莱的前驱。朗瑞奈继续提出，《寓言故事书》（关于政治、友谊和世俗智慧的教诲，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包括了所有时代最伟大的道德论文，可与《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相提并论。这些论断得到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证实，他在《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中把印度的形而上学传统放在与希腊和拉丁思想同等的地位进行了讨论。这在当时远比现在我们感到的更为重要，因为在自然神论和怀疑论风潮下，这一方法承认印度人，遥远东方的居民，同欧洲人一样对真正的神有着完全的认识和信仰。这同教会所宣讲的大不一样。琼斯曾经推测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具有共同的源头，但是也有人怀疑梵语实际上是上帝创造世界后人们说的最初语言。（“梵语”这个词的本义不是“神圣的书写”，而是“得到完善”。）婆罗门与亚伯拉罕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梵语的丰富性也与启蒙运动的信仰相抵触，启蒙思想家认为语言在初始阶段是贫乏的，后来发展得逐渐精密。[2823]这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维柯是对的，语言的结构能够充分地揭示古代人类。这反过来引发了19世纪语文学的伟大时代，语法和词汇都得到研究，以说明语言族群的关系，例如日耳曼语族从希腊语、拉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