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从维柯到弗洛伊德：平行的真理，现代的不协调

[2797]这种态度源自基本的伊斯兰法律，法律规定有三种人不能享受完整的保护：不信教者、奴隶和妇女。[2798]对数学和天文学的兴趣在18世纪晚期穆斯林统治下的印度日益增长，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19世纪第二个十年被加尔各答的一位穆斯林译成波斯语。埃及发明了孵卵器，土耳其引入了接种天花医术。[2799]

关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这一“不对称”发展有不同的说法。[2800]一种理论把它同中东贵金属的“枯竭”联系起来，当时正好遇上欧洲人在新大陆发现了黄金和白银以及其他稀有资源。有种生物学理论把阿拉伯人的失败归为伊斯兰国家盛行的表亲通婚。另一种生物学理论把责任归咎于可怜的山羊，是它们咬掉树皮，把草连根拔掉，使曾经肥沃的土地变成沙漠。其他理论则把注意力转向前现代时期中东对有轮交通工具的放弃。这看上去更像在提出问题，而不是在做出回答。“这种工具在古代有很多，到了中世纪变得稀少，并且一直如此，直到在欧洲人的影响或统治下才又重新使用。”[2801]

这些解释都不令人满意。理由之一，此时的伊斯兰世界不再等同于中东。在印度、更远的东方，还有非洲，也有很多穆斯林。正如之前提到的，伊斯兰在世界的传播是非常成功的。纯粹从精神（而不是从物质）层面看，这一发源于阿拉伯的信仰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传播上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因此关于“不对称”的更广泛的答案，如果有的话，肯定在于世界的大开放，在于大发现时代，它为欧洲人提供了去往非洲、澳大利亚和美洲辽阔的新奇土地的机会，提供了与其相关的动物、植物和自然资源，特别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贸易、革新和资本积累的巨大市场。这一解释最简单，也最有说服力。

在17世纪的法国，路易十四得知葡萄牙人在印度的占领地并不那么巩固，他看到了机会。他毫不犹豫地给正派往暹罗的使团增加了六个年轻的耶稣会士，他们都是科学家，也是高级教士。[2802]这些人在印度南部上岸，成为第一个法国（而不是葡萄牙）的“印度使团”，他们将因为日后经历的磨难以及记录他们亲身经历的《耶稣会士书信集》而获得美名和恶名。这些耶稣会士比他们之前的同行对印度人更加同情，更加宽容。这明确表现在他们对天主教礼拜问题上所允许的“退让”上，这些成为我们所知的马拉巴尔礼仪或中国礼仪，一种混合的礼拜形式，它受到罗马教廷的谴责并最终于1744年被废止。如果说这种宽容没有让梵蒂冈感到满意，它至少在比尼翁修道院院长看来具有吸引力。他是法国国王的图书馆管理员，也是重新组织巴黎碑文学院的人。他要求传教士们留心印地语文献，他渴望通过收集这些文稿组建一个东方图书馆。1733年，耶稣会士在书信中宣布他们的回复：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他们发现了一直认为早已遗失的完整的吠陀经。[2803]（实际上是用格兰塔文字写的完整的《梨俱吠陀》。）如果法国的耶稣会士没有采取宽容、亲和的态度，他们首先就不可能这么接近当地祭司和知识分子，也就不可能有机会一睹印度教经文，他们也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看到了什么。若干年后，由于梵蒂冈的抵制，耶稣会同印度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日渐恶化，从次大陆到欧洲的航行中断。不过，到那时为止，欧洲已经接触到了梵文，这将成为一个重大思想事件。

“只有在1771年之后，世界才真正是圆的；思想地图的另一半不再是空白。”这是法国学者雷蒙·施瓦布在他的《东方的文艺复兴》中的话，书名取自埃德加·基内。基内在1841年描述了18世纪到达欧洲的大量梵文文献，并把它们比之于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带来的影响。[2804]我采纳了基内和施瓦布的书名作为本章的题目，以下内容大多取自他们的著作。施瓦布的意思是，梵语文献的到来，连同几乎同一时期对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解，是一重大事件，可与改变11、12世纪欧洲人生活的古希腊和拉丁文稿（多数以阿拉伯文译本出现）的到来相媲美（见第17章）。施瓦布自己感到，梵语及梵语文学的发现是“思想的伟大事件之一”。[2805]

这一改变几乎可以确定发生在1771年，那一年，亚伯拉罕·安克蒂尔·迪佩农，“一位不知名的学识渊博之人，在法国出版了他翻译的《阿维斯陀经评注》。施瓦布说，这是第一次有人成功地破解了一种不为人所知的亚洲语言”。[2806]安克蒂尔被爱德华·萨义德描述为一个法国学者和“泛信仰主义者（扬森派、天主教徒和婆罗门）”。他在苏拉特抄写并翻译了《阿维斯陀经评注》，用施瓦布的话说，“使古老的人文主义从地中海盆地得以释放”。[2807]他是第一个纯粹以学习印度经文为目的而去往印度的西方学者。起初，他把梵语称为“桑斯克里特”“桑克里谭”或“桑斯克鲁谭”。

然而，东方文艺复兴的真正启动开始于威廉·琼斯到达加尔各答以及1784年1月15日建立的“孟加拉亚洲学会”。这一学会是由一群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公务员创立的，他们在帮助治理次大陆的日常事务之余，还有更广泛的兴趣爱好，包括语言研究、复原和翻译印度经典、天文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四位人物脱颖而出。首先是沃伦·黑斯廷斯（1732—1818），他是孟加拉总督，也是一位极富争议的政治人物，他后来因为腐败而被弹劾（在断断续续七年的审判后，被无罪释放）。但是整个过程中他一直支持学会的活动。[2808]正是黑斯廷斯让学识渊博的婆罗门聚集在威廉堡，提供阐释印度法律、文学和语言的权威文本。另三位是威廉·琼斯法官、亨利·科尔布鲁克（“梵语大师”）和查尔斯·威尔金斯。他们一起完成了三件事情。他们发现、复原并翻译了印度语主要的印度教和佛教经典，开始了对印度历史的研究。而琼斯在重构印度历史的过程中，于灵光一闪间，发现梵语同希腊语、拉丁语之间巨大的相似性，他重构历史的方式我们将在本章后半部分进行探讨。

这些人都是卓越的语言学家，尤其是琼斯。身为一位数学教授的儿子，琼斯首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在十五岁时出版了用希腊语创作的诗歌，十六岁时，由于师从“一位生活在伦敦的叙利亚人”学习波斯语，他把哈菲兹的作品翻译成英语。[2809]他后来说，自己学习了二十八种语言，精通十三种。

除了琼斯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外，第二个最吸引人的是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在破解埃及象形文字上取得的成就。1822年，商博良写了著名的《致达希尔》，信中提供了译解从埃及带回来的三种文字对照的罗塞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的关键。“1822年9月14日的上午，商博良穿过他居住的马扎林街，进入碑文学院的图书馆，他知道在那里能找到他的哥哥（让·雅克·）商博良—费雅克。他冲哥哥喊道：‘我找到了，’然后回家，昏倒在地。经过五天的昏迷，他醒来后立刻拾起如同他自己一样老的梦幻般的经历，让人拿来自己的笔记。9月21日，他口授了一封给哥哥的信，日期写为22日。27日，他在法国碑文学院宣读了信件。”[2810]

译解过程自此为人熟知。罗塞塔石碑刻有三种语言这一事实既提供了破解的机会，也成为破解的障碍。其中的希腊语是人们了解的，其他两种语言，一种是图像文字，代表意义；另一种是字母文字，表示声音。[2811]商博良认识到一小部分未知的经常重复出现的文字一定是元音，椭圆形图案专门指代国王的名字，而且父亲在儿子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