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从维柯到弗洛伊德：平行的真理，现代的不协调

种新式奥斯曼军队镇压的，使用西方发展起来的装备和战术的军队。这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在思想上的重大变化。[2781]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伊斯兰与西方以及西方思想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曲折的。

尽管穆斯林军队在1492年从西班牙撤退、1683年在维也纳差点胜利，但是穆斯林世界在很长时期内保持小心谨慎，甚至可以说对西欧思想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兴趣。[2782]著名的伊斯兰研究学者伯纳德·刘易斯写道：“几个世纪之前把许多希腊、波斯和叙利亚著作带入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读者视野的伟大的翻译活动已经终结，欧洲的新兴科学文献对他们来说几乎完全是陌生的。直至18世纪晚期，只有一本医学著作被翻译成一种中东语言，那是一部关于梅毒的16世纪论文，1655年译成土耳其语，上呈苏丹穆罕默德四世。”刘易斯说，这部译本不是偶然。梅毒被公认为源自美洲，它经过欧洲传入伊斯兰世界（至今在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其他语言中被称为“法兰克人的疾病”）。即使在伊斯兰世界出现了重大思想突破时，这些突破也并非总能得到认可。例如，威廉·哈维在1628年出版了《论心脏和血液的运动》，13世纪一位叙利亚医生伊本·纳菲斯在其著作中对此已经有所论述。他的论文对盖伦和阿维森纳的智慧进行了大胆质疑，提出了循环理论。尽管如此，他的书却不为人所知，对医学实践也没有什么影响。神圣罗马帝国驻土耳其大使奥吉尔·基斯林·德·布斯贝克在1560年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没有哪个民族比他们更乐意接受其他民族有用的创造发明。例如，他们从我们这里偷学了大大小小的铸炮技术以及许多其他的科学发现以为己用。但是，他们却从未印刷过书籍，从未铸造公共时钟。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引以为神圣的经书被印刷，就不再成为经书；如果铸造公共时钟，他们的宣礼员就失去了权威，他们古老的仪式就会败坏。”[2783]

这不太可能是真的，至少描述的图景并不全面。诚然，有些报道称奥斯曼人自认在道德上比欧洲人优越，对异教徒表现出一种极度的“骄矜”“盲目自大”，认定从西方学不到什么。[2784]但是，比较近期的研究表明，自16世纪以来，土耳其人的确跟进过西方的发展，尤其是军事、采矿、地理和医学领域。伊斯坦布尔早在1573年就有了自己的天文台，那里的首席天文学家塔齐·丁有十五个助手，不过七年后天文台被毁。塔齐·丁发明了一种测量经度和纬度的新方法，他的方法比以往的任何方法都更精确，他还发明了一些新的天文观测仪器。[2785]奥斯曼帝国的大使在1721年、1748年分别参观了巴黎和维也纳的天文观测台，意大利和法国的天文学著作也分别在1768年和1772年被译为土耳其语。[2786]

土耳其科学史教授艾克麦勒丁·伊赫桑诺格鲁表明，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学校从14世纪的40所增长到15世纪的97所，到16世纪增长到189所。再后来，数字增长到665所。[2787]尤其是，奥斯曼人撰写了大量的地理书。土耳其最著名的目录学家和翻译家卡迪布·切莱比（1609—1657）为读者呈现了对欧洲科学和艺术机构所做的一次大范围调查，首次（通过暗示）指出奥斯曼人在科学上落后于欧洲。[2788]切莱比的书《书目词典》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学院做了一个批判性的调查，他还翻译了地理学家墨卡托的著作。

集体翻译欧洲作品的工作始于1720年，是遵照大维齐尔内夫谢希尔利达马特·易卜拉欣帕夏的命令进行的，当时是在苏丹艾哈迈德三世的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史称“郁金香时代”。[2789]翻译活动因往欧洲派遣大使而得到强化（有一个使团被派往彼得堡，有的被派往巴黎和维也纳）。法蒂玛·穆热·戈切克在关于1720至1721年派往巴黎的大使的记述中表明，土耳其带去了军事礼物，而法国则回赠了技术物品。[2790]戈切克说，在那时土耳其的医学学校正处于衰落时期，奥斯曼帝国面临无法控制未经训练的从医人员的问题。[2791]法国人被告知，虽然当时的伊斯坦布尔拥有24座公共图书馆，但是“充满‘谎言’（历史、诗歌、天文、哲学）的书籍”是不能被作为礼物馈赠给这些图书馆的。

因此，根据较新的研究，土耳其对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征服尽管迫使许多希腊/拜占庭学者逃亡西方，有的携带手稿，有的没有，但是依然启动了伊斯兰学术的一次复兴，使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文艺复兴思想产生了兴趣。因为某种原因，这种兴趣在17世纪衰退，只有到了18世纪早期才又复苏。

无论如何，在整个18世纪，奥斯曼帝国同欧洲之间的隔绝在逐渐减小，欧洲出现了新的一类人去游览穆斯林国家。他们包括我们现在所称的专家，即为伊斯兰一方提供专门服务的个人。更东边的穆斯林国家也是如此，例如莫卧儿王朝的印度就雇用了意大利医生马努奇。这一切最终引发了一种态度变化，这对许多穆斯林来说是令人震惊的：竟然可以向之前受鄙夷的异教徒学习。[2792]从东方到西方的旅行更多。在之前几个世纪里，只有俘虏和少数外交使臣才从东向西旅行。毕竟，在西方没有什么圣地可供穆斯林去朝觐，至少在理论上也没有什么可以激发商人对奢侈品的兴趣。（艾弗里雅·切莱比是个例外，他于17世纪后半期在欧洲旅行，留下了生动的记述。）18世纪发生了变化。正如古尔非山·可汗最近指出的，有许多印度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到欧洲旅行。[2793]现在，不仅被派往欧洲的使臣数量在增加，他们负有观察情况的使命，而且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也有所缓和。1734年，土耳其军队建立了一所由法国人赞助的数学学校，1729年在匈牙利人指导下创立了一所印刷机构。但进步仍然是零星的。伯纳德·刘易斯描述了制于1513年的哥伦布地图（已经丢失）的一个土耳其版本，它被保存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皇宫。它在那里无人问津，无人知晓，直到1929年一位德国学者发现了它。[2794]

但是从东方到西方的旅行继续在增加。开始是埃及的帕夏，然后是土耳其的苏丹，再然后是波斯的沙阿，他们都派遣学生到巴黎、伦敦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一开始，他们只是寻求军事技术，但也必然学习法语、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而一旦学会，这些使臣就能够自由地阅读任何东西。然而，即使这样，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受到阻碍。这是因为伊斯兰教视基督教为天启的一种早期形式，因此穆斯林没有必要走回头路。他们对西方的主要兴趣在于经济或政治。[2795]

伊斯兰世界在西欧国家的使臣主要对两种政治思想有兴趣，第一种是爱国主义，特别是来自法国和英国的爱国主义。这尤其对奥斯曼帝国的年轻政治家有吸引力，他们认识到如果能打造一种奥斯曼爱国主义，就能够通过对领土的共同热爱而统一众多不同的族群和部落，也意味着对统治者的共同效忠。第二种思想是民族主义，这更多的是中欧和东欧思想，主要指种族和语言上的身份认同。这一思想的长期影响是很不成功的，因为它往往使国家分裂而不是统一。[2796]

除了政治，使臣们最感兴趣的话题还有女性的地位、科学和音乐。“伊斯兰教允许一夫多妻制和妾侍制度。到过欧洲的穆斯林谈到西方女性的不庄重和无礼、她们享受的难以置信的自由和荒唐的尊敬，谈到欧洲男性在面对他们的女人不道德和滥交行为时缺乏男人的忌妒心时，感到吃惊，甚至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