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从维柯到弗洛伊德：平行的真理，现代的不协调

的某些相似之处。例如，在16世纪末期，中国出现了它自己的“文艺复兴”，在戏剧、小说和哲学领域出现突然的繁荣。许多知识分子属于某一政治或文学团体，“复社”。例如，在这个时候禅宗的影响开始增大，同样还有“良知”的概念，即“内心的道德知识”。这是柏拉图主义的某种中国形式，它坚持人心中存在没有被任何私欲污染、“必须在自我中寻求”的与生俱来的善。这一“心学”派非常有争议，因为它的倡导者攻击孔子，认为他阻碍了天生于人心中的思想。[2768]16、17世纪中国文艺复兴的另一方面是学校和图书馆的繁荣，这是中国对活字印刷术发明做出回应所致。[2769]

这一时期的其他创新包括朱载堉（1536—1611）的《律学精义》，他是世界上第一位规定等程音阶的人。[2770]李时珍（1518—1598）撰写了《本草纲目》，描述了一千种植物和一千种动物的医药功能。他还首次提到了一种接种天花的方式，同后来西方发展为免疫学的方法差不多。王夫之创立了一种原始的社会学形式，他把社会看作由自然力推动而演进，这在中国语境下尤其有影响力，因为他消灭了一些人聊以自慰的认为将回到一个黄金时代的希望，也就是回到汉代、复兴古老的传统。王夫之认为遥远的古代其实是“野蛮的”[2771]，认为回不到过去。这在中国是一种极其重要的（且不受欢迎的）思想，因为它被认为“反儒家”。

中国的明朝在拥有某种复兴的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异端裁判所。它源自1646年以来恢复的科举考试。[2772]它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涌现了同这些考试相关的私人书院。由于朝廷对考试科目严加控制，他们得以钳制人民的大部分思想、封堵对朝廷的批评。18世纪早期，这样的钳制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更直接的控制手段，就像西方的异端裁判所一样。它包括一个禁书书目，禁书一度达到10231种，2300种被销毁。同时，对持有异见的作者进行相应的惩罚：苦役、流放、没收财产，甚至死刑。[2773]

同英国和法国一样，中国在18时纪早期也发展出对百科全书的兴趣。有一本用活字铜版印刷的书不少于10000章。1716年，著名的《康熙字典》问世，直到20世纪它一直是西方汉学家的基本工具。谢和耐说，18世纪中国总共有五十多种“大型出版物”经典，它们规范了中国的学术并成为与西方启蒙运动平行的鲜活的存在。思想传播当然不总是单向的，耶稣会士对中国的影响表现在天文、绘图和数学方面。1702年，康熙向耶稣会神父安多建议用里作为地球子午线的一个函数。这一创新是在欧洲把英里作为子午线函数之后、把公里作为函数之前。[2774]

随着18世纪的推进，中国成为令欧洲人极度迷恋的对象，有时这种迷恋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很快，每个人都在宣称孔子的智慧，或赞扬中国式教育或他们认为具有中国式风格的绘画的优点，或在中国式园林中建造中国式宝塔……”[2775]1670年，耶稣会士阿塔纳修斯·基歇尔报道说，中国“由博士管理，按照柏拉图的方式”，另一位耶稣会士勒孔德神父在他的《中国现势新志》中认为，中国践行基督教美德已经有两千多年。[2776]尽管用心良苦，他受到巴黎大学经院哲学家的诅咒：他使基督教变得“多余”。莱布尼茨认为在伦理和政治的大部分事务中，中国都领先欧洲。他甚至建议把汉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来教授。伏尔泰也同意。

中国形式的美席卷了欧洲，“风靡所有的王室”。在无忧宫有一个中国亭，在德累斯顿有一座瓷器宫，在魏玛有一个中国公园，而在瑞典的王家避暑苑王后岛建造了一个名为“广州”的中国村。在卡塞尔城外还有一个中国村，在邱园和宁芬堡也建造了宝塔。坎伯兰公爵在泰晤士河保留了一艘中国游船，它上面雕刻着一条龙。华托和布雪用中国风格绘画。每个人都用中国的瓷器杯子喝茶。[2777]

当然，对欧洲游客来说，伊斯兰世界比远东文明更为熟悉。关于伊斯兰的第一件事是，这种信仰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到18世纪，穆斯林信仰从大西洋传播到南中国海，从乌拉尔河几乎延伸到赞比西河口。它成为面积至少三倍于基督教地区的整个地域的主要信仰。

在波斯，伊斯法罕成为继巴格达和托莱多之后的又一座富庶之城，成为伊斯兰艺术、文学和哲学复兴的中心。当时，波斯语而不是阿拉伯语，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通用语言。伊斯法罕是萨非帝国的首都，那里涌现了一批以比扎德为代表的细密画画家、织毯工以及一批具有高度个人风格的回忆录作家。伊斯法罕的成就还吸引了许多学者，尤其是哲学家，尽管哲学在正统宗教的眼里仍然是一项可疑的事业。人们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异教”价值观重新产生了兴趣。其中一位哲学家，米尔·达马德（卒于1631年）认为，世界完全由光组成。苏哈拉瓦迪，一位柏拉图主义者，相信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意象王国”。这一“波斯化繁荣”还产生了三位伟大的立法者、新的文学传记形式、绘画和书法鉴赏思想，以及新的翻译流派。[2778]这一繁荣就其作为一次“抒情”运动而不是“实证主义”运动而言，被比作意大利的文艺复兴。[2779]

16、17世纪伊斯兰的这种“抒情的”，或说“柏拉图式”的一面，部分是因为阿布·法兹勒对苏非主义的改革。称苏非主义为“柏拉图式”或“新柏拉图式”，严格来说并不正确。同样，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称它为“神秘主义”也不正确。不管怎样，这正是多数人看待苏非教派的方式，即把它当作一种非常私密的伊斯兰形式，是寻找通往真主道路的禁欲主义，它就在我们的内心。据说，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中就有模糊的概念（就像中国人说的“心学”）。苏非教徒穿着粗羊毛外套（苏非的意思是“羊毛”），有时组成“托勒盖”（苏非教团），各教团有自己独特的通往真主的道路。有时它包括对圣徒的敬拜，即敬拜那些修行接近真主并且已经进入天堂的苏非教徒。苏非教义除了与柏拉图主义有相似之外，还与佛教有重合之处。

阿布·法兹勒（1551—1602）的活动中心并不在伊斯法罕，而是在印度阿克巴大帝的宫廷，他的书名为《阿克巴传》。[2780]根据阿布·法兹勒的阐释，苏非教派的基本思想就其同文明的组织关系而言，鼓励男女之间的“温和”关系，在所有的事情上达成妥协。这大大不同于许多人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的现在）。到18世纪晚期，当大批穆斯林呼吁改革信仰时，无疑已经渗入苏非教派的腐败（这再次使我们想起在中古时期渗透中国佛教的腐败行为）使这种呼声引发了激烈的反应。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比（卒于1791年）对苏非教派尤其不满，于它对圣徒的敬拜尤甚，因为他感到这种敬拜是偶像崇拜，是对穆罕默德的背弃。依据正统法律，这是死罪，于是瓦哈比和他的追随者，其中包括伊本·沙特，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地方统治者，千方百计建立了一个以他们不妥协原则为基础的国家。然后，让穆斯林世界大为恐惧的是，他们开始毁灭许多圣地遗址，不仅是苏非教派的，也包括主流伊斯兰教本身的，因为后者也被偶像崇拜所沾染。最令人发指的是，瓦哈比教徒屠杀了来朝拜这些圣地的许多朝拜者。

最后，主流伊斯兰教非常困难地把他们镇压下去。但是瓦哈比派从来没有彻底消失。在短时间内，对他们的镇压引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他们是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