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工厂的概念及其影响

在举办“庆祝巴士底狱陷落”的晚宴。这不是第一起这类袭击，它是一场针对同情法国大革命的人的有组织运动的一部分。这一次，普利斯特里的家被洗劫并被放火焚烧。虽然谣言渐消，但是普利斯特里受够了：他离开了伯明翰，逃亡到美国。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举动，非常具有揭示意义：当时，不论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如何，许多不信仰国教的科学家和创新者对美国的革命目标持同情态度。原因之一在于，美国成功地实现了启蒙运动的目标，这将在下一章中讨论。另一个更实际、更紧迫的原因在于，诸如伯明翰或曼彻斯特等工业革命前仅仅还是乡村的制造业重镇，相应地在议会的代表人数不足。[2590]

宗教异议与政治异议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像普利斯特里和威治伍德这样的人支持自由贸易，这一观点与地主贵族的观点南辕北辙，他们最希望的是在他们土地上种植的粮食保持高价。这发展成一个重要的分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率先提出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是现代工业经济关键因素的理论。之前其他人不是没有提出过类似看法，但韦伯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为什么存在这种分歧，以及为什么新教徒有那样的影响力。他认为，加尔文教的预定论在教徒的心中引起了对他们能否得到救赎的长期忧虑，而这种忧虑只有在信徒遵循他们认为能够带来救赎的生活方式时才能得到消解。韦伯说，这使他们采取了一种“现世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中唯有祈祷和工作是有价值的活动。“好的加尔文教徒节俭、勤劳、禁欲。”韦伯说，不久，这种生活方式普及开来。甚至连不相信救赎的人也像加尔文教徒一样生活和工作，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2591]

后来所称的新教伦理不仅仅灌输勤劳、节俭、禁欲的理念，它还带给我们这样一个观点：只要有正确的工具，任何人都可以理解、描述、测量某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某物才是真实的。按照韦伯的理解，在新教徒心中出现了两种知识的根本区分。一方面是非常私人的宗教和精神体验；另一方面是不断积累、可以被任何人分享的科技进步。[2592]这种区分今天仍然伴随着我们。[2593]

如果我们将新教伦理的发展称为一种宗教—社会学现象，那么工业革命的主要政治影响，尤其在最初几十年，就是拉大了贫富差距，将贫困的性质从农耕贫困转变为城市贫困。在新城市（肮脏、污秽、拥挤），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分化变得更加尖锐恶化，政治的本质也因此改变了近两百年。

正如E.P.汤普森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所表明的，劳动人口在1790至1830年间的典型经历是一个变窄的过程，他们在这个世界的地位变低、变弱。对于英国的工人阶级来说，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无地者普遍权利的丧失和许多行业的日益贫困，这些都是“为了使就业更加不稳定而对其进行刻意操纵”造成的。[2594]在1790年之前，英国的工人阶级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最初削弱他们的压迫和权利逐渐丧失最终成为塑造现代政治的一股统一强化的主要力量。

不断加剧的分化的另一方面，同时也是工业革命物质成功（即忽视人的牺牲）的结果就是，制造业的利益连同它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的亲兄弟们现在成为政府政策背后的主导力量，（历史上第一次）取代了地主贵族。这不仅仅是因为城市工厂的重要性，也是因为传统的土地占有制形式（涉及封建特权和公共权利）被圈地的无限所有制有意地篡取了。这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生活的剩余面貌。所以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工人阶级被驱离土地，被吸进拥挤、肮脏、不卫生的城市。同时，中产阶级扩大了，这个阶级由日趋常见的职业组成（白领工人、工程师、教育工作者），还有全新的“服务业”，例如酒店、餐馆和所有与旅行相关的设施，因为铁路和铁船已经变为现实。这一新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通过他们与工人阶级的不同来定义自己的。这也是新的现象。[2595]

而这种可以被视为维多利亚文明主要特点的分化，在两个关键领域（经济学和社会学）产生了新思想。

我们已经知道，工业革命之前流行的经济正统是重商主义，第一个对其进行破坏的是法国所谓的重农主义，重农主义的座右铭是“自由放任”，其领导人是前一章提到的弗朗索瓦·魁奈。[2596]虽然他们的思想从未在法国之外被接受，但是他们确实表现出了对货物流通的重要性的认识，而这一概念又为亚当·斯密所采用，亚当·斯密的思想前一章也讨论过了。在本章有必要重申，斯密自己意识到工厂体制对工人生活的不良影响，而似乎是他的追随者对此视而不见。斯密认为工人的状况只有在社会扩张时期才能改善，而只有在自由放任的氛围下社会才会扩张。他相信并提出，工人和工厂主一样，都应该可以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他说，人们必须接受人性的本来面貌，所以“将我们私人的快乐和利益视为值得称赞的行动准则”并不有损人的尊严。[2597]作为一个宗教信徒，斯密明白自私自利也会无法控制。在《国富论》中，他给出了不少例子，说明哪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某些商家做事过火，自食恶果。[2598]

从短期来看，斯密的书为工业革命的雇主提供了他们行为的简洁理论基础，但是其他两名经济学家的理论导致了最坏的工厂主的产生。他们是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我们已经讨论过马尔萨斯了。这里我们需要补充的是，他的结论——食物产量只能呈算术增长，而人口会呈指数增长——在19世纪被理解为：在中长期，大众的状况无法得到改善。这成为反对提供公共或私人慈善的一个有力论据。

大卫·李嘉图的股票经纪人父亲是荷兰籍犹太人，因为结婚的时候皈依基督教而被家族剥夺了继承权。人们一直怀疑，是李嘉图的个人境遇使他的心肠变硬，当然，他的理论使他成为“新的统治秩序中新的统治阶级”的传声筒。[2599]他对经济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如果工业要成功，那么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必须高于支付的工资。于是，他说，如果工资一直保持在“刚好够劳动者维持生存、繁衍后代，不增加也不减少”的低水平，那么资本的积累永远不会到头，普遍的生产过剩也不会发生。正如J.K.加尔布雷斯提醒我们的，这成为工资铁律，并表明“工人注定是贫穷的，任何其他状态都会威胁整个工业社会这座大厦”。李嘉图在其供职的议会被称为“神谕”，他同意亚当·斯密的一点是，扩张的经济能提高总体工资水平，但这是他对穷人做出的仅有让步。[2600]作为一个认为任何税收都会削减可用于投资的资本数目的典型的自由放任派资本家，他也是激怒卡尔·马克思的人之一。[2601]

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也需要在这里讨论一下，因为他的“幸福计算”思想，即快乐和痛苦的总体集合，与商品生产的最大化是一致的，而后者是新工业主义最典型的成就。“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根本思想很快被修正成这样一种曲解，即，无论少数人的困难如何严重（例如失业），都必须忍受。边沁甚至说：“我们应该硬起心肠，反对同情少数人，反对为他们谋利，以免多数人的福祉受到损害。”[2602]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李嘉图或边沁一样硬起心肠来。罗伯特·欧文就是其中一个。他在《论工业制度的影响》一书中总结道，英国有大约90万户家庭从事农业，而从事贸易与制造业的则超过100万户，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