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从灵魂到心灵：寻求人性的法则

马帝国灭亡到十字军东征；从十字军东征到印刷术的发明；从印刷术发明到路德、笛卡尔和培根对权威的攻击；从笛卡尔到法国大革命，“理性、宽容和人性成为所有人的口号”。他把法国大革命看作过去和“辉煌未来”的分水岭，自然将被更加完全地掌握，进步将没有限制，工业将使土地为每个人生产充足的粮食，性别平等，“死亡不再是常规，而是一种例外”。[2529]

英国人威廉·戈德温（1756—1836）完全从政治角度看待进步。也就是说，他把政治看作人类取得普遍正义的一种途径，没有它，人类不可能实现正义。他说，实现正义就是进步的目标。他的书《政治正义论》（1793）出版的时候，正是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该书也引起了轰动。“烧掉你的化学书，”据说华兹华斯这样告诉一个学生，“如果需要，就读戈德温的书吧。”[2530]戈德温的理论是，人类是可以完善的，但没能在过去取得很大的进步，这是因为强制性的人类机构的压迫，尤其是政府和教会的压迫。因此他提出废除中央政府，除设立教区外不允许设立任何强制性政治机构。他建议废除婚姻，财产平均分配。人类按照其意愿（除了同胞的道德批评）自由行使理性而取得的进步，只有通过政治正义才能实现，而这，戈德温认为有赖于文学和正当的教育。[2531]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与他的同时代人赫尔德（1744—1803）一样，承认历史具有一个伟大的宏伟目的，人类通过不自觉地遵守自然法则而向着这一目的前进。（康德自己的规则是不变的，他的邻居可以依照他每天的散步日程设定钟表。）对他来说，哲学家的任务之一是发现宇宙为人类设计的计划。他认为，原则上，历史和进步的这些自然法则是可以被发现的，就像牛顿发现行星法则一样。他的历史哲学提出了九条概括人类进步的命题。他的主要论述是，人的内心永远存在冲突，即在关心邻人利益的社会人和只关心自我、成就和独立的自利人之间的冲突。他认为，这种不断的斗争随着时间变化而此消彼长，在社会和个人两个领域都产生进步。他说，当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约束社会生活，有一种最大的个人自由允许个体性自由地发展时，这种创造性的冲突能产生最大的效果。他清楚地表明，这是一种道德的进步观念：最大多数人的自由（为实现他们的个体性以及照顾他们的邻人）是其目的。[2532]同康德一样，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认为进步的本质就是有关自由。纵观历史，黑格尔区分了自由得到发展的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首先是东方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专制君主。其次是希腊和罗马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下一些人是自由的。最后是普鲁士体系，在这一体系下所有人都是自由的。这一简明的概述有点歪曲了黑格尔的观点，但是他自己就被迫歪曲一些事实以证明他所说的19世纪普鲁士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政体。

就进步而言，最后让我们回到法国和克劳德—亨利·德·圣西门伯爵（1760—1825）与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的理论。这两个人都可算是早期社会学家，对进步观念的研究是这一新兴社会科学的主要焦点。这两个人更感兴趣的是实现进步，而不是对进步的理论化。（在这种意义上，社会学的出现本身就是进步的一部分。）在一段广为人知的话中，圣西门说：“诗人的想象把黄金时代放在了人类的摇篮时期。他们本应放入的是铁器时代。黄金时代不在我们的后面，而在我们的前面。它就是社会秩序的完善。我们的先辈没能看见它；我们的孩子有一天将会到达那里，我们的任务是为他们开辟道路。”[2533]圣西门接受了杜尔哥提出的进步三阶段论，并补充说科学进步和工业革命确实极大地启动了进步。由于对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和非理性主义感到失望，他认为工业化是人类唯一的前进方式。他成为一个雄辩的倡导机器的宣传家。特别新颖的是，圣西门提倡建立某些新议院，他把一个称为发明院，里面包括工程师、诗人、画家、建筑师；另一个称为审查院，里面包括医生和数学家；第三个叫行政院，由工业界首脑组成。他的想法是，第一种议院制定法律，第二种议院审查并通过法律，第三种议院决定如何执行。

在他的《实证哲学》一书中，孔德把历史分成三个阶段：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科学的阶段。他对圣西门的思想加以改造，因为他认为引导工业和技术进步的人应该是社会学家（就像有些人所称的“社会学教士”），女人应该成为道德的监护者，工业界首脑应当管理社会。他认为，在政治中，“想象”应当从属于观察。孔德死于1857年，两年后查尔斯·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进化论开始改变并且永久性地简化了进步的概念。

18世纪启蒙运动的特征是，它是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和思路来解释人类自身的第一次尝试。虽然并不全部管用，但也不全是失败。它对于我们现在仍然是个问题。我们所称的“硬”科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另一方面，“软”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却从未达到同样程度的一致，或同样的预测力量，也从未在人类事务领域产生与核物理学、固体物理学、有机化学和遗传工程等领域同等高效的技术。今天，在启蒙运动的两个世纪之后，我们仍然无法确定人性究竟遵循什么样的法则，甚至不能确定这些法则是否与“硬”科学领域的法则相同。这种分离实质上是本书最后一部分的主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