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从灵魂到心灵：寻求人性的法则

德和文明的背后，男人和女人失去了他们的淳朴。有所获得就有所失去。他提出这一观点，是因为他感到人类拥有一种精神，一种自由意识，灵魂通过情感揭示自身。“自然召唤着每种动物，野兽也会服从。人类虽然感到同样的冲动，但是他知道他可以选择服从或抵御；人的灵魂的精神性正是首先在他的自由意识中展示出来的。”[2516]卢梭的“自然人”是“个人的，与他的感觉相一致的，这感觉肯定是对自我的感觉，但也包括自我提升的愿望以及对他人的同情”。[2517]这是浪漫主义运动的起源之一（第30章会讨论）。正是这一点使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一些真实存在的野蛮社会，例如加勒比人，在‘原始状态的懒散与我们虚荣的任性所为’之间保持一种快乐的平衡。其他社会发展出了铁器和玉米，‘给人类带来的文明，却毁坏了人类这个种族’。制造业和农业创造了劳动分工，而且通过劳动、财产和不平等……人不再是他们从前的状态，他们变成骗子、剥削者、不平等的立法者、压迫的维护者、暴君。”[2518]他的《社会契约论》引入了“公意”思想，该书成为一些人眼中的法国大革命的神圣经典。

夏尔·德·塞孔达，即孟德斯鸠男爵（1689—1755），是出版于1748年《论法的精神》的作者，他同卢梭的观点相反。对孟德斯鸠（一个业余实验科学家）来说，以下事实是不言自明的：社会世界同自然世界一样具有规则和节奏。由此他得出同亚当·弗格森截然相反的结论：世界不是由盲目的偶然支配的，人类的社会行为法则是可以发现的。“法则，就其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是来自事物自然状态的必要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所有的生命都有自己的法则……”[2519]尽管他的一些论断坦率来讲有问题，例如他认为温暖的气候“使神经纤维扩张”，让人感到慵懒，但是他更重要的论述包括对不同政体（君主政体、共和国、专制政体）以及它们对自由、教育和社会其他方面的意义所做的分析。他最重要的观点是，与其说是政府体制决定了它的统治方式，不如说是个人管理政府的方式决定了它的统治方式。在当时的情境下，这被认为是对君权神授的批评，因此《论法的精神》被列为禁书。

18世纪对人性法则的审视最终通过学术史的产生得以进行。历史学本身当然不是新鲜事。新鲜的首先是新型的研究手段，它为自身成为一门学科奠定了基础；其次是历史的想象开始扩展，把文明史纳入其中。这促进了现代进步思想的产生。

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1751）和大卫·休谟的《英国史》（1754—1762）都对把正统基督教作为历史变化的中心主题的观点进行了质疑，而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在最后“流露更多的，是认为基督教欧洲的建立是一种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不是兴奋之情”。[2520]18世纪50年代，一种非正统的历史观开始出现。例如，所谓的“四阶段理论”把社会变化归因于生活方式的转变，从狩猎到放牧到农业再到商业。虽然许多人从中发现漏洞，然而同基督教不相关的历史阶段说广为流行，因为它解释了地理大发现时代发现的世界上的极度多样性。进步的概念正是以这种方式传播的。如果进步是可能的，那么它就必须被界定和衡量，而这只有通过对过去的正确研究才能做到。[2521]

早在14世纪，穆斯林哲学家伊本·赫勒敦（1332—1406）就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应当尽力解释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他把文明比作一个有机物的生命。[2522]弗朗西斯·培根也有历史进步的思想。他写道：“当世界正在变老时，这些时代才是古代；从我们的时代开始往前数，我们的时代比以前的时代才算真正的古代。”对他来说，正如大人被认为比小孩更聪明一样，后来时代的人们应该拥有更丰富的知识。[2523]笛卡尔也专门谈到科学发现将带来人类健康的“改善”。但是在17世纪晚期的英国，在一系列小册子中，出现了一次关于古代和当代思想孰优孰劣的著名对话。1690年，威廉·坦普尔爵士在他的《论古代和现代学术》中甚至否定了哥白尼理论和血液循环的重要性，认为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比伽利略和牛顿更伟大。就连乔纳森·斯威夫特，坦普尔的门生，也在讽刺作品《书的战争》（1697）中赞成古代的优越性。坦普尔的错误被人指出，部分是由威廉·沃顿在《再论古代和现代学术》（1694）中反驳的，尽管如此，论争本身就表明当时有多种关于进步的思想在流传。

法国作家贝尔纳·德·丰特内尔（1657—1757）比所有的英国作家走得更远。在《漫谈古人和今人》中，他得出了五个令人惊讶的很现代的结论。它们是：从生物学角度看，古代人和现代人之间没有区别；在科学和工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彼此依赖，因此“进步是累积的”，意为现代人已经超越了古代人；这并不表明现代人比古代人更聪明，他们只是利用了从前的成果，他们有更多的知识积累而已；在诗歌、修辞和艺术领域，古今其实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应当记住，对古代人“不合理的崇拜”会阻碍进步。[2524]德·丰特内尔得到了夏尔·佩罗（1628—1703）的支持。佩罗认为，虽然自古代以来知识在积累，但是近期的科学发明使现代世界走向完美，而将来的时代则不会有更多的贡献。“我们只需读一读法国和英国的杂志，浏览一下这两个大国的科学院取得的伟大成就，就能相信，在过去的二十至三十年间，自然科学领域的发现比整个古代学术还要多。”[2525]安·罗贝尔·雅克·杜尔哥（1727—1781）于1750年12月在索邦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只有二十四岁，那次演讲后来成书出版，书名为《论人类精神的连续进步》。虽然他很年轻，但是他的理论非常有影响力。他认为文明是地理、生物和心理因素的产品，而且从根本上说，人的生理不会改变。人类具有共同的知识宝库，它保存在书写中，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他区分了三个思想进步的阶段：神学的、形而上学的、科学的。他承认，完善是可能的，而且有一天会实现。

伏尔泰撰写了三部历史著作。第一部是关于一个人，查理十二世（1728）；第二部是关于一个世纪，《路易十四时代》（1751）；第三部，也是他最重要的著作，是1756年的《风俗论》，该书的雄心比其他两部书大得多，正如他说的，旨在解释“人类思想的灭绝、复生和进步”。[2526]伏尔泰的思路同样是新鲜的，他没有集中在政治历史上，而是以文化成就为中心。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展现“人类从以前野蛮人的粗陋发展到我们现在的文雅，经历了什么样的阶段”。他把这一过程称为人类思想的“启蒙”，“单单它本身就使这些混乱的事件、派别、革命和犯罪值得人类研究”。[2527]虽然他对神圣的或“第一”动因不感兴趣，但他要表明世界是如何从那里起步的。还是在这本书中，他引入了“历史哲学”这个词，意思是要把历史看作一门科学，对证据做经验的批判的权衡，这里没有直觉的位置。

或许关于进步最完整，肯定是最详细的思想是由孔多塞侯爵（1743—1794）在1795年出版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提出的。他认为：“自然对人类心智能力的完善没有设置限制，人的可完善性……除了自然给予我们的这个地球的寿命外，没有任何其他限制。”[2528]他把历史分成九个阶段：渔猎；畜牧；农耕；希腊的商业、科学和哲学时代；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帝国灭亡时期的科学和哲学；从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