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从灵魂到心灵：寻求人性的法则

。他认为人类已经超越了农业社会，进入了文明的新阶段，即商业社会。他说，经济价值的基础，财富的来源在于劳动，即完成的工作。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因为斯密没有规定哪一个行业部门是财富的根本基础。他说，重要的反倒是交换和生产力，是在任何交易中增加的价值。这一理论后来成为所谓的“古典经济学”，因此有必要在这里重申，斯密没有形成一个脱离道德关系研究、脱离文明史或脱离关于如何治理英国的政治问题的经济学概念。“他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政治家科学的一个分支’。”[2507]斯密的观点本质上正是我们现在的现代观点：一个人的价值要从他的理性和道德品质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利其同胞的利益来评判。这使斯密改变态度，例如对企业家的态度：他说，企业家不是名声欠佳的道德上可疑的人，而是积累资本并由此而促进他人生产的重要人物。虽然斯密被视为自由市场经济学之父，但是实际上他相信法律在生活的某些领域不可或缺，为的是维护公正与公开，他自己还讲授司法学。[2508]20世纪伟大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J.A.熊彼特说，斯密的开创性作品《国富论》（1776）是所有经济学著作中最有影响力的，而且也是继达尔文《物种起源》之后最好的科学著作。19世纪的H.T.巴克尔认为《国富论》“也许是有史以来撰写的书籍中最重要的”。[2509]斯密的理论，他的理性主义，将数学应用到贸易和交易中。这种方法并不总能奏效，但是它的确表明，经济活动服从某些规律或秩序。为此，我们要感谢斯密。他经常同“自由放任经济学”这个短语联系在一起，但是这是一个法语词，反映出18世纪法国人的观点，这派观点直到19世纪才在英国流行。事实上，斯密本人总是对文明社会的公正和财富创造表现出同等的关注。他在将英国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的时候为自己的观点做了辩护。在赋予劳动以价值的时候，虽然不能消除明显的不平等，但是他认为能减少赤贫。正如他预测的，在英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或印度，尤其如此。他感到人们总是会自然地追求自身利益，如果其他条件允许的话，这将会带来一个鼓励消费、生产力和持续向上发展的高工资经济。特别是，斯密相信上帝对人性的设计如此周密，以致普通人在追求私利的同时，也富于同情心。他相信一种公民人文主义可以同一个商业社会共同存在。

政治经济学是亚当·斯密创立的。斯密最有影响力的追随者之一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1766—1834），他因人口以及人口对经济的影响理论而被称为“人口马尔萨斯”。法国革命的到来以及革命后的激烈影响使人们专注于似乎各处可见的政治不稳定，马尔萨斯认为他至少有了一个答案，就算不是那个正确的答案。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认为人性法则是可以发现的。但是就他而言，他相信进步是有限制的，他认为自己解决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他首先在1798年出版了《人口学原理，因为它影响社会的未来进步》，1803年出版了第二版，几乎是一个新的版本，在书中他扩展了自己的论述。在这些著作中，马尔萨斯表现出一种对未来非常悲观的观点。他的观点是，存在人性法则，而一个基本法则是，人口增长率以几何速度增加，而食物的生产只以算术速度增加。由此可知，物资匮乏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一个永久性特征。[2510]不过，我们不应当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马尔萨斯是一个牧师，他从道德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发现，因此，他的结论不是饥饿是不可避免的，而是人们应当节制，避免增加人口，因为人类没有能力维持自身需要。他说他发现的法则是，上帝向人类表明必须节制生殖、努力增长财富以保证足够的食物供给。[2511]

马尔萨斯同前面谈到的边沁一样是功利主义者。在结束本节时，我们可以看一看马尔萨斯在新建的东印度学院担任牧师期间他的一位同事的思想。东印度学院是东印度公司训练职员的教学场所（东印度公司是英帝国黄金时代在印度的主要机构）。在学院中，他遇见了詹姆斯·密尔，即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06—1873）的父亲。詹姆斯·密尔是一位最不妥协的、最有科学头脑的功利主义者。在《人类心灵现象的分析》中，詹姆斯·密尔说，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类的心灵就像从伦敦的查令十字车站到圣保罗教堂的路一样清晰”。（换句话说，对那些熟悉伦敦的人，这条路并不长，而且基本上是条直线。）密尔告诉我们，他在书名中使用“分析”一词是为了表明他的方法至少努力做到像化学方法。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知觉、联想、命名是人类心灵构成的三个因素，就像碳、氢、氧和氮之于人体构成。”[2512]联想是早期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疼痛和快乐、思想和行动等知觉汇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有规则的模式。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又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思想，但它在那个时代是崭新的，因为它把大脑里的思想同行为和经验联系起来，产生了现代心理学的大部分知识，例如学习理论、知觉和动机。[2513]

正如心理学在18世纪若隐若现，到19世纪才真正成形一样，社会学也是如此。在启蒙运动时期，关于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存在相互对立的看法。一些人赞成霍布斯的观点，认为人不是天生的社会人，而其他人则认为社会性非常正常。一般人都能发现，各地的人们生活在文明社会，在城市中，形成政治，因此对许多人来说，“社会”法则（此处是一个18世纪的词语）应当是可以明确的。[2514]

问题之一是野蛮与文明的区别，这使人想起古代蛮族/希腊罗马人的区分。例如，卡尔·林奈（1707—1778）在他著名的分类系统下列举了几种人属动物，包括野人、树人（包括黑猩猩）和有尾人（部分包括神话中的人，部分包括没有被完全理解的先天性疾病的携带者）。第一批灵长类动物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引进欧洲的（猩猩和黑猩猩），导致了比较解剖学的诞生。尽管像林奈和爱德华·泰森等人能够看出它们在外形上与人的关系，但是在那个时期缺乏理解这些相似性的理论体系。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1731—1802）在18世纪90年代撰写了《生物学：或有机生命的科学》，论述了动物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虽然是早期的进化理论，但是还没有表现出对自然选择的理解。当18世纪的人们在旅行中遇到“野蛮人”或“原始人”时，他们不知道这些民族是处在发展的较早期阶段，还是较晚期阶段，是否处在从较高文明衰退的阶段。人区别于动物的是人拥有灵魂和语言。人们开始收集头骨，作为不同“种族”类型的证据。

罗杰·史密斯还说，关于欧洲作为不同于基督教世界的一个存在实体、一个自成一体的文明、区别于东方的西方的思想也是在18世纪开始出现的。这在第29章（关于东方的复兴）有详细的讨论，但是相比其他更“原始”、更“自然”的民族，“欧洲是人为的”这一思想因为让—雅克·卢梭（1712—1778）的“高贵野蛮人”理论得到加强。从心理学上讲，卢梭远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的母亲死于难产，父亲在他十岁的时候失踪），一些现代历史学家认为他有心理障碍。[2515]卢梭于1755年就“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不平等是否符合自然法？”的问题向第戎学院递交了一篇论文，从此引起公众的注意。他从描写和理解人类最初的自然状态开始，尽管他承认这是一个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到那时人类身上有太多的人为因素。然而，他得出结论，道德生活是文明，而不是自然状态的结果；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