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从灵魂到心灵：寻求人性的法则

/>17世纪之前，还没有自身作为一个实体的“经济”的概念。在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大学课程中，事务的管理属于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只有到18世纪，经济学才从道德问题中分离出来。在那之前，商品的“正当价格”一直由行会机构和王室代表确定，而不是（至少不直接是）市场。17世纪现代国家（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的兴起是重要一步，因为它们开始理解人口数量、制造和农业生产力之间的联系，以及国际贸易收支平衡带来的各种后果。结果是，18世纪这些国家（但还不包括荷兰和英国）的大学里设立了经济学和国家管理（政治经济学）的教席。[2492]

这里的一个关键人物是让·巴蒂斯特·科尔贝，他是路易十四在1663至1683年的财政大臣，他相信，如果一个国家想要繁荣，就需要对社会和经济情况作精确了解。1666年，法兰西科学院创立，奉命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2493]因此，关于信贷管理、合同法、贸易自由和货币流通的具体知识引起了研究的兴趣。人们第一次认识到，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能够被测算，而且同经济的表现相关。

经济学发展中第一位举足轻重的英国人是威廉·配第（1623—1687），他是皇家学会会员，我们在第23章曾谈到他，他创造了短语“政治算术”，这也是他的一本书的标题。他试图对英国的资本资产、公共财政和人口作一次综合的量化统计（这比听起来更困难，因为议会到1801年才批准统计调查，而且直到1851年才能做到综合调查）。继霍布斯之后，配第设想经济活动是许多单个个体按照各自的理性利益而行动的系统。同时，他消除了作为交易系统的市场的所有道德考虑。第二位人物是约翰·格朗特（1620—1674），他率先发起了社会统计调查（他称之为“商店算术”）。社会统计起初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公众对犯罪的恐惧，但是格朗特把他的方法扩展到评估不同地区的人口水平。死亡率的变化统计数据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出现的，为新生的人寿保险业带来巨大的利益。[2494]

在欧洲大陆，一些国家非常小，政府中几乎没有经济、社会、医疗和法律事务的分工，这些合起来被称为统治者的“财政学”（cameralistics），源自统治者的“密室”（camera）。1727年，在普鲁士的哈雷大学和奥德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第一次分别设立了财政学教席。事实上，哈雷大学的第一个教席是经济、警察和财政学。而在英国，人们认为人性，而不是国家，应当支配经济学。当时，人们普遍承认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商业”时代。人们感觉到商业社会是人类进化的最后（或至少是最新）阶段。这种理论或态度在另一个爱丁堡伟人亚当·斯密那里得到了概括。“每个人因此通过交换而生活，或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成为商人，社会本身也发展成一个恰如其分的商业社会。”[2495]换句话说，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由他或她能够购买和销售的东西所决定。

斯密于1723年出生于柯克迪，从小体弱多病，根据某些记载，有一次他被吉普赛人绑架。[2496]他长大后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精通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他翻译法语书籍，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他撰写有关天文学、哲学、“诗歌和雄辩术”方面的著作，曾经担任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和修辞学教授，后来被任命为威望更高的道德哲学教授。他虽然生活在格拉斯哥，并在那里工作，但是他完全融入爱丁堡生活：格拉斯哥到爱丁堡的公共马车每天准时到达，可以参加那里午后不久的餐会。[2497]1759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论》，该书被《爱丁堡评论》创始人亚历山大·韦德伯恩描述为揭示了“哲学的最深刻原理”。但是让亚当·斯密被世界记住和尊敬的是他出版于1776年的《国富论》。

当他去世时，一家地方报纸在其讣告栏中（1790年8月4日）抱怨说，“在经历了充满思想冒险和谨慎的社会活动的一生之后”，亚当·斯密“把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席变成了一个贸易和财政教席”。[2498]虽然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由于斯密一直以来被理解和误解的方式，因此必须重申，他是一个学术型的道德哲学家，他对自己的工作具有非常浓厚的道德观念。“资本主义”是在20世纪初才出现的词（由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创造），斯密不可能认识这个词，也不可能了解这种情感因素。他对财政和金融业的理解从来不是特别强烈，在他的晚年，他对“商业社会的道德现状”表达了深切的忧虑。[2499]这是一种讽刺，因为斯密发明了最终将经济学同大多数人理解的道德相分离的方法和语言。但他认为，允许经济活动有绝对自由，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特别是，他的著作是对谷物贸易垄断行为发起的一次道德抨击。[2500]他反对垄断者，捍卫消费者的利益，把消费者的需求确定为创造财富的动力。[2501]我们不应当忘记，在18世纪，国家干预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斯密从没有对此有异议。[2502]

正如罗杰·史密斯和保罗·兰福德强调的，商业社会的形成是现代人性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经济人’这个术语是个代码，它暗示了这样一种观点：我们所称的社会仅仅是那些根据合乎理性的自身利益而行动的个人的组合，他们以最大限度实现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福利。”[2503]同其他所有事情一样，这一点对人类心理显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人们认识到斯密在书中引入的这个新的消费者世界非常重要。“建筑学家约翰·伍德在1749年的著作中列举了自乔治二世登基以后出现的发明创造。廉价肮脏的地板让位给铺上地毯的冷杉木板，粗糙的石膏板被包裹在漂亮的护墙板里。石炉和烟囱通常用石灰水清洁，在地板上会留下石灰渍，现在都改用大理石。容易损坏的配铁锁的门被废弃不用，代之以镶嵌铜锁的硬木门。镜子又多又雅致。设计时尚的胡桃木和桃花心木家具取代了笨重的橡木家具。皮革、锦缎和刺绣给座椅带来的舒适是藤条和灯芯草无法达到的……18世纪60、70年代许多店主和商人家中的地毯、墙饰、家具、厨房和客厅用品会让他们的父辈感到惊奇，让他们的祖辈感到震惊。”[2504]

斯密的理论尤其尖锐，因为当时在思想上唯一能与之比肩的法国的所谓“重农主义者”的理论和他的理论非常不同，而且很快证明，一点也不像斯密的理论那样富有成效和精确。重农主义者值得注意，因为他们也鼓励这样一种思想，即18世纪出现了向商业社会的转变，并承认商业和交换对理解人性法则至关重要。然而，法国远比英国更加乡村化和农业化，而这决定了重农主义者的理论，这里的主要人物是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和米拉波侯爵（1719—1789）。他们的观点在一系列书中得到阐述，认为所有的财富来自土地，来自农业生产力。文明本质上是由农业产品减去生产所需的食物得到的剩余驱动的。[2505]这种剩余的扩展以及它刺激的消费创造了人口的增长，增长的人口耕种更多的土地，形成良性循环。魁奈的理论使他以一种特殊的角度看待社会。有一个从事农业的“生产阶级”；有一个所有者阶级，即包括国王和教会在内的土地所有者，他们接受以十一税、赋税和地租形式存在的农业收益；还有一个他所称的“不生产阶级”，包括依靠农业的制造商，根据他的理论，他们不能生产剩余产品。[2506]

亚当·斯密事实上采取了相反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