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分裂弊大于利，而且未来掌握在新学术中而不是旧政治中。
爱丁堡的成功还归因于修建爱丁堡新城的计划。詹姆斯·布坎写道：“爱丁堡新城不仅被设计为漂亮的建筑集合，而且是市民生活概念的具体表现……它们体现了一个新的社会存在，文雅、具有阶级意识、敏感、遵纪守法、讲卫生而且惧内：一句话，现代。”城市向老城以北的延伸不仅是其人口增加的表现，也是雄心的体现。新的中产阶级需要一座更舒适的城市，一座规划更理性、商业设施更完备、拥有更好聚会场所的城市，反映出社会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正在发生变化。由于新的科学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更好的理解。教堂和酒馆已经不够了：难道孟德斯鸠没说过，首都城市大量集中的人口增加了他们的商业需求吗？[2474]事实是，人们开始认识到自古就存在的真理：城市可以带来巨大的快乐。（1745年之前，爱丁堡还是以一种非常严格的清教方式进行管理的。实际上，“十点钟人”这个短语反映出一个事实，即苏格兰教会的长老们会在十点钟巡视全城的酒馆，以确保再没有酒类供应。）爱丁堡新城是以公共募捐方式建立起来的，它是“直到18世纪60年代运河热之前欧洲最大的公共工程”。[2475]除了其中个别建筑是罗伯特·亚当或他的兄弟约翰（或同时两人）设计的，整个新城的设计理念，它的视觉和思想统一性，主要归功于詹姆斯·克雷格。正是他的规划（宽阔的主街、狭窄的服务街、街道两头的广场和新古典主义和新帕拉迪奥建筑风格的正面，比例都非常完美）为爱丁堡赢得了“哲学家的天堂之城”[2476]称号。詹姆斯·布坎说：“世界上没有哪座城市像爱丁堡一样。”罗伯特·路易·史蒂文森写道：“巴黎本应成为这样。”老城堡耸立在悬崖峭壁上，就像帕提农神庙俯瞰着新城规整的帕拉迪奥建筑群，这一切使爱丁堡甚至比巴黎都更加宏伟（巴黎宽阔的林荫大道和美丽的街景始建于19世纪），成为18世纪城市雄伟规划的至美典范。在这种宏伟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考量一下爱丁堡的闻达们。
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对于灵魂和心理学关系的认知方式有一种特别的光彩，它被称为道德哲学。这是一个古代术语，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后期，它反映出这样一种观点：灵魂、人性和社会条件的安排都是相互联系的，对人性的研究可以揭示上帝对道德的目的。（道德哲学在早期美国大学也被传授。[2477]）有些人认为，道德感是灵魂的一种能力，是上帝告诉人们应该如何行为的方式。不过把道德性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人是大卫·休谟，也就是上一章我们讲到的对宗教的理性辩护进行攻击的那个休谟。休谟于1711年出生于爱丁堡劳恩市场区，是伯立克郡一个地主的儿子，在大学时对文学和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二十多岁时就已经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但是从未获得教授的称号，有可能是因为他的怀疑主义让爱丁堡人感到困惑，甚至感到恐慌。临死时，他的朋友凯瑟琳·穆尔恳求他趁来得及“烧掉你的那些小册子”。[2478]
1739年1月，二十八岁的休谟出版了两卷本《人性论》的第一卷，它为建立人的科学奠定了基础，这样的科学将提供一种理性的道德法则（书的副标题是“在道德领域引入实验推理方法的尝试”）。“没有什么重要问题不被包括在人的科学中；在我们熟悉这门科学之前，没有什么问题能够得到确定的解答。因此，在声称对人性法则做出解释时，我们实际上在提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建立在一个崭新的基石之上，而且也是我们能安全倚赖的唯一基石。”[2479]他删去了一些最有力的观点，因为它们很可能严重冒犯基督徒，但是尽管如此，正如有位观察者注意到的，他仍旧展现出“自古以来从未见过的”[2480]怀疑主义。和洛克一样，休谟的理论建立在牛顿的基础上，但是他敏锐地发现，这位物理学家虽然描述了重力，但是并没有真正予以解释。例如，牛顿认为知识的基础是因果关系。我们知道某件事情，是因为我们经验到它的形成过程。但是休谟坚持认为这是幻觉：我们永远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他说当一个弹子“击中”另一个，使它滚向桌子另一边时，这并没有表明因果关系，只是一种巧合。[2481]经验规定了生活，“知识成为信仰，‘一种心灵感受到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理性过程的结果”。按照这一基础，所有的宗教，连同它最终的因果关系和神迹，都是纯粹的无稽之谈。[2482]休谟认为，理性完全成为激情的奴隶，在这一意义上，所有的科学都不可靠。他说，没有自然法则，没有自我，没有存在的目的，只有混乱。同样，他认为要解释“灵魂的最终法则”也是不可能的，但他认为有四种“科学”与人性相关。它们是逻辑、道德、批评和政治。“逻辑的唯一目的是解释我们推理能力的原则和操作过程，以及我们思想的性质：道德和批评关心的是我们的趣味和情感；政治认为人在社会中是统一的，而且彼此依赖。”[2483]虽然他的书分三部分，关于知性、关于情感、关于道德，但他认为从根本上，人性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情感和知性。他坚持认为，激发行为的是情感而不是理性，情感总是能分成快乐和痛苦，这些情感会影响我们对善恶的立场。[2484]他还用心灵代替了灵魂，他相信心灵最终能“完全被认识”。[2485]尽管休谟把情感放在中心位置，但他本人在生活中是一个节制的人。他觉得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可亲”，而且在他的晚年，经常为朋友们烹调饭菜，这些朋友中包括一些教士。[2486]
亚当·弗格森是一个教士的儿子，1723年6月出生在泰赛德，那是通往苏格兰高地的主要东向道路。他性格“火爆”，根据他的医生约瑟夫·布莱克所说，他经常穿着“数量多得不寻常的衣服”。在经历一系列冒险和任职之后，包括担任“黑卫队”团的牧师以及在爱尔兰和美洲的任职，他最后被任命为爱丁堡大学的自然哲学教授。他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书是《文明社会史论》，该书在爱丁堡遭受广泛批评，尤其是大卫·休谟的批评，但它在伦敦有许多狂热的读者。该书在弗格森有生之年重印了七版。它对欧洲大陆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它把“市民社会”一词给予了德意志哲学。[2487]詹姆斯·布坎说：“《文明社会史论》是马基雅维里和马克思之间的主要桥梁：即处在公民参与的贵族梦想与一个分裂、‘异化’人格的左翼梦魇之间。”[2488]
弗格森的理论是，进步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从来没有过什么人类由之堕落的黄金时代；相反，人类由四种本性所定义：独创性、谨慎、顽固和好动。[2489]人是社会的，因此只能“在群体中”被理解，“正如他们一直以来存在的方式那样”。理性的世界并不是如法国哲学家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历史的演化像雾一样不明确。“民众的每一步、每一个行动，即使在启蒙时代，也是在对未来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迈出的；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实际上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出于任何人类设计……没有什么制度是出于共同意志，没有什么政府从一个计划中复制产生……”[2490]尽管他的理论中有一部分欢迎工业社会（他对历史“阶段”有自己的看法），但他较早指出制造业“会使人类沦为一只简单移动的手或脚，人变得狭隘，变得专门化，失去了对公众利益的认识……我们在制造一个奴隶国家，不再有自由公民”。“工资和自由，”他说，“不是同义词。”[2491]对弗格森而言，我们不能过于热爱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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